狠狠地关上车门，并没有让周树声心中的恨意消减一丝。

尽管他知道新民医院并不是故意作对，但是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救治杨安，仍然让他心生恨意。因为，现在他的满脑子都是救治杨安，他觉得杨安应该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上海的天空，阴云密布，大雨滂沱。

军用卡车驾驶室里，周树声的脸色与上海的天空一般阴沉。当他听到那“嘭”地一声门响，心智便从沉迷的恨意中开始慢慢清醒。

周树声知道前线战事焦灼，却没有想到偌大的上海，众多的医院，却唯独没有收治杨安的地方。想到这里，周树声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绝望。

其实，周树声还是太过急切，前方战事焦灼，救护刻不容缓，伤兵救治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果，现在他知道郑存厚医生因为连续工作，已经倒在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么他心中的恨意就会荡然无存，甚至是会心生悔意。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战救护问题成为事关抗战全局的一个重要事项。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根据《非常区域救护事业办法大纲》规定，决定扩大组织。七月二十日，改组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由中国红十字会会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医药团体、医事教育机关及与救护事业有关机关和团体，分别推荐代表参加，公推颜福庆为委员会主任，许冠群、俞松巧、翁之龙、郭埼元等人为副主任，下设训练推行委员会、药品供应委员会及总干事，总干事之下分设总务、医务二组，总务组下辖义书、纪录、会计、庶务、运输、情报、交际、稽查、慰劳、掩埋等课，医务姐下辖事务、医院、材料、救护队四课，分掌日常会务，负责协调并办理上海一带战区（京沪线至昆山为止、沪杭线至松江为止）军民救护工作为职责。在救护工作上，委员会受中央救护事业总管理处指挥和监督。因此，这个委员会多少也有些官方的性质。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经预先准备募集救护经费、征召救护委员、统计医护人才、设班训练学员、储备药品器具、布置伤兵医院等顶工作，所以战事发生后便能立即组织救护队、急救队奔赴前线。在淞沪战场，这个委员会先后组织救护队十队、急救队十二队、救护医院二十四所，征集救护汽车化十八辆，特约公私医院十六所，设置伤兵分发站，为受伤军民办理登记、交换绷带、然后分批指送医院收容治疗。从前线到后方，所有组织工作，都是井然有序。

由于战前准备较为充分，当淞沪炮火响起的时候，上海各界救护工作总算可以从容以待。

八月二十二日，结合前段时间的救护实际，为了有效使用救护医疗资源，这个委员会在上海第六救护医院内设立伤兵分发站，对于前线救回伤兵，在这里视伤势轻重进行分别处理，伤重的送入医院，伤轻的暂住所内，等候火车、船只转送后方。

然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尽管只是局限租界一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统辖之下的四十多所医院相互之间的信息互通并不如意。虽然上海已经有了电话，但是并非每一所医院都有电话，伤兵分发站的作用也不可能发挥得尽善尽美，加上重伤伤兵送来有时也会扎堆，伤兵的分发一样会存在“平均主义”，根本无暇顾及指派的医院有没有余留的床位，紧急抢救手术有没有排队。因此，周树声的卡车先后疾驰在四个医院之间，杨安仍然得不到及时救治。更有甚者，有时运送伤兵的卡车，奔波更多的医院，加上司机并不熟悉上海的街道，就会在上海城区奔驰数个小时，才能够到达最后的目的地。

驾驶室里，周树声并没有感受到向导指引的方便。他仍然被煎熬所主宰，当然还有期待。正是因为期待，才让他冷静地对待着这一个向导。

繁华的都市，街道空旷，雨大人稀。卡车马达轰鸣，轮下雨水飞溅，速度已经快到了疯狂。看到司机如此疯狂地驾车，向导老朱的心都悬了起来。

“嘎—”，卡车急停在辣斐德路，周树声急不可耐地打开车门，便见一个医生带着两个杂役冒雨向车厢后面而去。

下车后，周树声扶着车门站在车旁，很快便看到两个杂用担架抬着杨安从车后跑来。

“医生，他的伤口就在胸口，求你们赶快救救他！”

戴着口罩的白大褂会意地挥了挥手，率先冲到医院里。

杨安被抬进了手术室，周树声一瘸一拐地跟着杂役想进去，却听到一句低声喝斥：“出去，别在这里妨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