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军撤侨是有原因的，当然这个原因对国民政府来说却是后知后觉。当国民政府高层接到日本撤侨的报告的时候，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情。

卢沟桥爆发的战火被日军称为“事件”，事发后到七月十一日，日军称之为“华北事变”。在事件发生之初，日本并没有全盘的计划。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日军高层和政府高层多方博弈却很快引发了变化。此外，在战争初期日本政府与军方步调并非一致，军方又有陆军与海军、中央与地方的分歧乃至对立，军政两方各自为政，导致政略与战略的脱节。

日军军方高层希望通过武力来使中国政府屈服，所以借“卢沟桥事件”在华北投入八个师团希望打击中国军队，但是现实并没有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起码没有如他们想像那般顺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部在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事件发生之初，日本政府将这次武装冲突定性为偶发事故。但是，在日军陆军内部却因为此事分裂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可以乘着此次冲突，迅速将战事扩大，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这是“扩大派”。另一派认为，日本在远东的最终目标是苏联，应该避免与中国全面开战，虚耗国力，而应该将精力放在经营“满洲国”上，这是“不扩大派”。

“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陆相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以及武藤章等少壮派军官。这些人物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及之后日方在华一系列扩张行动的成功，让他们极端轻视中国，认为只要集中力量给中国一个重击，就会击垮中方高层抵抗的意志，迫使中方屈服。从而，全面解决中国问题。

“不扩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事变之后，二人一时成为全日本的英雄。因此，石原莞尔晋升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就任日军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军衔少将。石原莞尔是一个真正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一当上作战部长，就着手改组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管的“动员和编制”业务也一并移到了第一部，新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仅限于对具体战案所行使的动员和编制职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让这个新部门具备了货真价实的“战争指导”职能，这样，慢慢地让第一部集中了参谋本部的绝大部分职能和权限，石原也因此慢慢成为了事实上的参谋次长。即使是刚刚就任第一部课长，显然，他的话语权更大，影响力更强。他主张不让事变升级和扩大，将战争的范围限制在华北，避免在中国陷入全面战争，以免日本以一小国陷入战争泥潭而最终无法自拔。

日本军方高层两派最初的争执体现在是否对中国选择战争。最初，石原莞尔的影响更大。七月八日，参谋总长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防止事变扩大，要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七月九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确定了向北平及天津方面出兵的方案，但遭到了内阁会议的否决。然而，在得知国民政府派遣中央军北上时，“扩大派”瞬间抬头，主战派占领上风。此时日军虽已决定出兵，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仍希望战争范围局限于华北，当时的日本海军也支持这个决策。相反“不扩大派”认为这远远不够，只有迅速对中国全面开战，以此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七月十一日，日本陆相杉山元第一次提议要在国内动员时，日本海相米内就提出反对，认为动员将导致在中国的全国战争。所以海军在最初是反对扩大的。但是，海军的态度很快就转变了。七月二十八日，日本开始在长江沿岸撤侨。原因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前一天晚收到秘密情报，中国军方将封锁长江航道，准备将长江内日舰及日侨俘虏。得到消息后，东京连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长江中下游所有日舰、日军、日侨，全部撤到上海。

这样，便有了七月二十八日上午汉口方面日侨奉命紧急撤退。

在日本海军第十一舰队掩护下，长江沿岸近3万名日本侨民从七月二十八日开始撤离，直到八月九日全部撤退完毕。青岛、上海的日侨，因为两地兵力充足，所以采取现地保护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