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者则刚巧任大同巡抚，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只是大同粮饷匮乏，他多次向朝廷申请拨付饷银，免除赋税，却得不到回应。

焦源溥自度后金再来，自己定不能免，干脆自我检举，辞职回乡。

而寇慎便是《五人墓碑记》所记载事件发生之时的苏州知府，依照他的资历也不是没有机会晋升一下督抚之职。

这些人个个名重乡里，叱咤一方，听起来比吕维祺所荐“河洛学士”都厉害多了。

但是身为河洛文坛领袖的吕维祺不但毫无嫉妒之心，更是大肆封官许愿，尽显宽宏大度。

你道为何？

原来这些人除了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二人以外，其余皆老迈不堪，正合为张顺治理陕西之事救急而已。

那焦源清年过七旬，而焦源溥、王徵、宋师襄皆年过六旬，寇慎五十九岁，王道纯年过五旬。

偌大个陕西年轻一代，竟然除了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以外，唯有年近四十的郝杰勉强可以一用，可谓是无人矣！

这倒不是秦地天生不如人，而是自天启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流寇四起，对本就文风不盛的陕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甚至几乎相当于后世陕甘宁三地的陕西布政使司来说，整个文坛全力推举出来的领袖祝万龄，居然还要低河洛文坛领袖吕维祺半头，何其悲哉！

那祝万龄自然知道自己作为晚辈，无论是地位还是名声，都很难以压过名儒吕维祺一头。

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自嘲道：“陕西文风不盛，倒是让先生见笑了！”

“以上诸人，我会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出仕于舜王。”

“至于我？我这个老家伙就不掺和这档子事儿了。”

“还请您为我向舜王说项，就说我情愿在秦王府挂一个赞画之名，实际则留在关中书院任教。”

“也算是为关学保留一丝文脉，为秦地文风进一份心力，还请舜王勿怪！”

“这......那好吧！”吕维祺点了点头道，“我会尽量向舜王说明情况。”

说实话，吕维祺作为河洛文坛领袖，他完全能够理解祝万龄的心情。

偌大个陕地，看似人才济济，实际上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以上诸多人才，大多数中举于万历末年，如今皆垂垂老矣，而年轻人却寥寥无几。

甚至“关西夫子”祝万龄连自己坐下弟子都没脸推荐给吕维祺，足见如今陕西人才窘迫到何等地步？

随后两人又聊了聊局势，祝万龄这才拜别而去，吕维祺便连忙将此事汇报与张顺。

其实祝万龄推荐这么多人，未必个个都能出仕舜王，至少正在“丁忧”的寇慎出仕的几率就非常低。

张顺正急于用人之际，哪里顾得了许多，分别一一应了。

只有祝万龄挂个赞画的名头，暂时不想出任官职，张顺倒也不强求。

反正有了这些人，控制整个西安府是完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