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商品经济极度发达，大致形成了山陕、东南和海商三大最富有影响力的商人群体。

海商的对象是对外贸易，姑且不提。而山陕和东南籍中最有影响里的商人，便是赫赫有名的晋商和徽商。

此二者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不下于海商群体的的存在，主要是依托于大明的盐政。

明洪武三年，由于山西等边地缺乏军粮，明廷边招募商人输粮换却盐引，然后凭借盐引换取食盐去指定地区销售，谓之“开中法”。

史载：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

其实除了纳粮中盐法以外，陆陆续续还实行了纳钞中盐法，纳铁中盐法，纳马中盐法等制度。

其基本思路就是朝廷不花钱，利用食盐的暴利换取边地军用物资。

由于陕西、山西两地地近九边，运费远低于其他地区。所以很多陕西、山西人士便就地屯田，谓之商屯。

待粮食收获以后，便纳入边地，再前往两淮等地盐场拿盐引换取食盐，一时间成为富商巨贾者不计其数。

由于当时熬煮食盐的灶户掌控在朝廷手中，商人只能凭借盐引进行兑换，食盐产地并无半分话语权。这就导致山陕籍商人“开中法”制度下，牢牢占据了两淮盐业的主导权。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北方边患加剧、粮饷等物资需求大增，导致财政吃紧。

一方面明廷开始压低收购灶户食盐的价格，另一方面商人不停的纳粮、纳铁等军用物资，反倒导致朝廷无法如数支付食盐。

这就导致明廷一方面不得不部分放开对食盐的掌控，允许盐商凭借盐引向灶户购买上缴以后富裕出来的食盐，另一方面则实行“纲法”，将巨商纳入纲册，获得盐商获得世袭收买运销之权。

如此以来盐产地的话语权不由大增，许多盐产地便产生了大量的“囤户”。

所谓囤户，就是边商纳粮以后，到转运司、盐产地无法兑付，便只好低价将盐引转手给囤户。

以至于“总此一纸引耳，买者常逾于一两，卖者苦不得二钱，利归于囤户”。

也就是盐产地的内商勾结官府和灶户，不按时兑付盐引，导致山陕边商不得不低价出售到手的盐引，反倒让“囤户”获取了暴利。

于是，两淮之地便随着兴起了一大批以徽州府为代表的富商巨贾。

至此，盐业的主导权易手，东南盐商在两淮盐业中压倒了山陕盐商的主导地位。

而槐唐程氏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逐渐在明末两淮盐商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作为程氏宗族的一员，程贾祖上有行医者，亦有诗文传世者，却从无商贾之事。

到了程贾这一代，借助同宗盐商之助，才得以富甲一方，跨入盐商之列。

此人口口声声说要和“李兄交朋友”，却拜到张顺门前，其用意可想而知。

两人说两句客套话，那程贾便卖弄道：“程某家居歙县，乃新安槐唐江村派人氏，幸得同宗提拔，略有薄资。现任徵仕郎，改补文华殿中书加工部侍郎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