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事暂时是解决了。至于吕、周，甚至王成背后的人，张璟至少现在没那个能力一网打尽，王庄儿作为陕西镇守中官，代表的是朱祁镇，除非能一棍子打死，否则，还是相安无事的好。私盐又不是仅仅灵州有，天下那几大盐运司，那个地方的私盐不比灵州猖獗？

真以为所谓的户口食盐制能顶多大的事儿？老百姓吃官盐多，还是吃私盐多？那些盐商凭什么富可敌国？都是尽在不言中的事情，若事事都要弄个水落石出，这天下的事儿，又有多少经得起推敲？

政治博弈本事就是一个抓大放小、互相妥协的过程。

更何况灵州私盐这一条利益链，就只有王庄儿吗？怎么可能。

所以，只要以后彼此间能过得去，大家心照不宣也就是了，张璟至少目前没那么大的本事去挨个清算，当下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张璟得了钱粮，而那些人得了平安，暂时相安无事。

若有人仍想伸手，也得看张璟的脸色；或者干脆把张璟换掉，这又是另一场博弈了。

很平淡，但这才是常态。没人是傻子，除非是真正的亡命之徒，或者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否则，谁敢跟国家机器对抗？

吕循、周端是属于心明眼亮的，知道自己一旦事发，不拖累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束手就擒，否则，真以为国家律法是摆设？

庆阳府是边地，统共也没多少人，吕、周两家就算散尽家财，又能拉起多少人的队伍？现在又不少天下大乱的时节，老百姓但凡有条活路，都不会跟着人去造反。

当然，只要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过不了多久，还是会死灰复燃，终南捷径，当通过某种东西可以快速获取大额利润时，哪怕是面临杀头的危险，也止不住某些铤而走险的人的热情。

私盐便是。现在看似把吕、周两个私盐贩子一锅端了，但用不了多久，私盐仍会泛滥，哪怕制度再完美，都不可能杜绝这种情况。更何况，国朝的盐政，处处是漏洞。

所谓解决，也不过是暂时解决而已，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利可图，就永远不会缺乏铤而走险之人。

灵州盐池这么多，张璟总不能都派人看守起来吧，兵力不允许，而且很多盐池都是废弃的盐池，虽然对于朝廷而言，已经没有多少开采价值，但一旦他们失去了从其他渠道获取私盐的来源，这些盐池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利用起来。

届时，怕是更难控制。

但张璟此时也没有其他办法，为了构筑延绥的防御阵线，必须有钱，对于土地贫瘠、税收甚至都收到了几十年后，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的陕西而言，盐池是来钱最快的地方了。

如何教化万民，如何天下大治，如何让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那是朝廷的事情，张璟只是个武臣，即便他想插手，都插不上手，甚至会被带上一定别有用心的帽子。

所以，他只能做好自己的本分？作为一个武臣，本分是什么？当然是御敌于国门之外。

如何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要是有几十万大军，钱粮管够，那啥都不必说了，还修什么堡寨边墙？直接把人堆上去就行了。

然而，事实是，他手下没这么多兵，更没这么多钱粮。

有限的兵力要防御近两千里的边线，如何做？以堡寨边墙等防御工事为依托就是唯一的办法了。修堡寨、筑边墙，需要钱，需要人，有了钱自然就有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有钱。

为了筹措钱粮，灵州的盐池自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了。

打击私盐，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吸引商人前来开中，这钱粮自然就来了。

你给我粮食，我给你盐，这就是开中的本质。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府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往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开中制通过盐业运输和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的增大，完成了盐的空间转移。

可惜，随着开中商人分化为边商、内商、水商，分别承担报中、守支和市易的任务，报中、守支、市易均由边商完成的这一盐业运行体制已被打破，报中、守支、市易三个环节已分别独立。

加之势豪占中，对奏买余盐进行垄断，形成“内商坐致富饶，而边商益困”的局面，作为输粮边地、商屯开垦主体的边商在此过程中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边商无利可图，于是商屯尽废，开中崩溃。

所以说，开中制惠了商人，而害了国家。

但眼下，张璟却仍然不得不通过开中，而获取钱粮，否则，延绥一线，数万士卒的粮饷从哪里来？修筑边线的钱粮从哪里来？陕西拮据的地方财政怎么可能支撑的住？就连朝廷的财政都无法支持，否则，又何必开中？

盐本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盐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了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

若想改变这个局面，则需把盐政完全收归国有，但问题是，面对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又岂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论是谁，只要敢提出这个建议，那就得有被群起而攻之，不死不休的觉悟。别说是张璟了，就连朱祁镇都不敢这么做。

此时的张璟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势，去改变什么，就连为了筹措军饷、修边的费用，都得依靠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总戎，王公公马上就要入城了。”樊斌进来禀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