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知道将辽镇分化，并不是一件容易而简单的事情，才需要征询兵部的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吩咐完宫人，崇祯又拿起温体仁的奏疏，阅看着皱起了眉头，脸上微有怒色。

袁崇焕下狱，温体仁是弹劾攻讦最为者。不仅是对袁崇焕，还扩大了打击范围，目标指向曾极力举荐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

“龙锡主张崇焕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

字字如刀，刻在崇祯的心上。他啪的一声合上奏疏，眼中射出怒火。

“私结边臣，蒙陷不举，钱龙锡该杀！”崇祯咬牙切齿，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气，抬起头，厉声吩咐宫人，“速去镇抚司，命骆思恭、刘侨加紧审讯，速上袁崇焕供词。”

崇祯皇帝并不信任大臣，喜欢独揽大权，专断独行。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他还没有担当精神，什么错误都委过于臣下。

此时，他恨袁崇焕，又恨支持袁崇焕的支持者。

但他却忘了，是谁轻信“五年平辽”的大言不惭，授予袁崇焕全权，增加赋税、裁兵省银，逼得百姓揭竿而起，使得内地明军兵无斗志。

既无识人之明，亦无用人之量，更无容人之量。可崇祯却偏偏要励精图治，他的偶像竟然是太祖朱八八。

而他也学会了朱八八“忧勤不怠”的作风，只论勤政的话，崇祯确实做得极好，历朝历代没有几个帝王能与他相比。

但本身的缺陷却使他的勤勉，成了大明的噩梦。越是管得多，越是乱象纷呈，大明也越是颓势难挽。

只能说，路走错了，越是奋力前行，离目标也是越远；思维有问题，越是勤奋，错得越是离谱。

从小事上，比如节俭，比如不喜声色，崇祯象是个好皇帝。为了省钱，他还把苏杭织造撤了，理由是“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但从大政上，崇祯却是个完全漠视百姓苦难、视百姓如草芥的暴君。辽饷、剿饷、练饷……苛政猛于虎，逼得无数百姓为了一口饭吃而造反。

表面上说着体恤百姓的官话，实际上又疯狂聚敛，甚至还把征收赋税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使得官员只能千方百计的催征。以至于“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

不仅是对百姓，对于大臣，崇祯也极为苛待。这一点他到是很象乃祖朱八八，生性多疑，动辄杀人！

“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崇祯从不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更不会去细究到底该不该杀。

建虏入寇京畿，显然刺激到了崇祯。滥杀的本性，终于暴露出来。

历史上，己巳之变后，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

次辅钱龙锡也因袁案受到牵连被判为死罪，经一些大臣极力向崇祯陈述求情，才免其死罪。

内阁大学士韩爌、成基命、李标等也因此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

崇祯命南镇抚司速速审讯，以期拿到袁崇焕的口供。这也意味着一场政治风暴的形成，朝堂上各方势力的大变更。

………………

对于朝堂上的倾轧清洗，郭大靖并不关心，关心也没用。

借助此次奇功，他为东江镇赢得了朝野的关注，有了改变待遇的契机。同时，建虏遭此重创，辽东形势的变化，才是他最关心的。

甚至于，郭大靖对于崇祯会有怎样的封赏，都不是很在意。

“一镇两总兵，这有问题吧？”刘兴祚与郭大靖并马而行，微皱着眉头，替郭大靖操心，“朝廷若是觉得不合法制，可就要委屈你了。”

明朝的总兵属于高级将领，相当于今天的战区司令员，属于正大军区级，上将级别。

但同样是总兵，权力却有大小，所领的兵额也有多有少。刘兴祚所说的一镇两总兵，其实并不算什么问题。

比如辽镇，就有宁远总兵、前屯卫总兵、山海关总兵等等。当然，这些总兵的上级是辽东巡抚，或者是督师、经略这样的文官统领。

而且，总兵官还分普通的和挂印的。毛文龙就是挂平辽总兵印，并御赐尚方宝剑，形同封疆大吏。

对于刘兴祚的担心，郭大靖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难道某还是副将，便有人不听号令？”

“这倒不是。”刘兴祚摇头道：“但官职越高，不是更加方便，更加名正言顺。”

郭大靖沉吟着说道：“毛帅是东江镇总兵，那郭某就任旅顺总兵或金州总兵，也是可以的。”

刘兴祚想了想，嘿然一笑，说道：“只有你升了总兵，我等才能跟着进阶。都是有功将士，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郭大靖看了刘兴祚一眼，笑着调侃道：“这么说，倒是某压着你们，让朝廷不能论功行赏啦？”

“朝廷的论功行赏……”刘兴治撇了撇嘴，欲言又止，却透出心中的不满。

“这回一定有的。”郭大靖轻摇着马鞭，缓缓说道：“经此战乱，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应该都能看出，要想平辽灭虏，只能依靠咱们东江军。”

刘兴祚点了点头，说道：“虽然如此，对于武将，对于僻处海外的东江镇，朝廷依然会提防。”

东江镇因为没有文官统御，应该是被视为体制外的军镇，这一点与关宁军不同。

从文官集团轻视武将的传统来看，东江镇确实也确实很难得到文官集团的大力支持。

但形势比人强，崇祯就算捏着鼻子，对东江军立下的盖世奇功，也得有所表示。以后的资源倾斜，也是可以预料的。

毕竟，平辽灭虏是头等大事。巨额的饷粮供应，朝廷已经不堪重负，崇祯更是缺钱缺得眼冒绿光。

何况，明朝末期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对于武将的权力，也就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个下放的过程。

所以，兵兴以后，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为了挽回局势，把提升武将权力当作了勘乱良方，这恐怕是崇祯走的另一个极端。也可称之为：病急乱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