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事，揉碎了，就是个社会关系的问题。土地问题，更是非常明显，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封建是社会关系，资本也是社会关系，最终还是要绕回到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上。

比如俄国的农奴制，当然要维系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因为贵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国那种蛮荒之地、地广人稀的现实，只给一堆地，不给人，根本就无法维系农奴供养贵族的社会关系，所以必须要搞农奴制，让农奴从属于土地、而土地从属于贵族。封地不封人，等于不封地。

比如大顺原本的租佃制，则就不需要出台过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只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渐减轻。

但问题是，大顺的情况在这摆着。比如说，一些和尚庙周边的“周围十八里，都是老丈人”的传说。佃户说，法律没有除夜权或者人身依附这样的义务。但是和尚说，说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别租我的地了，饿死吧。

当人地矛盾到了极致，而工业又没发展起来的时候，甭管说法律没有规定各种从属依附关系，大部分人也会呈现出一种“自愿”依附的状态。如果不能达成这种“自愿”从属的状态，才需要出台严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来以国家强力维系这种社会关系。

俄国的农奴制如此，汉密尔顿的土地大块售卖制意图如此，后来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说刘钰在扶桑的荒地售卖货币化、迫使迁徙者必须做几年工资劳动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拨开迷雾，要看清楚，这些政策、这些律法，是为了维护或者强行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然后也就知道，这些政策和律法，到底是在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了。

简单来说，刘钰在扶桑的土地政策，是在维护谁的利益？

很明显，是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刘钰的土地政策，迁徙者，不会从属于工业资本，他们会跑路，而不是非要在那做工。

而在大顺本土，这种情况又是反过来的。因为极大的人地矛盾，以及“相对过剩的人口”，使得失地流民，会“天然”地从属于工商业资本，如果有的话。

那么，李欗考虑的铁路修通之后的问题时，就必须要考虑清楚。

当铁路、交通等问题和现在不一样了；当几年后十几年后的社会存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候。

必须要用将来的情况，思考将来的政策，而不是以此时松辽分水岭以北的现状、社会关系的形态、从属还是被从属的种种，来制定将来铁路修通后的政策设想。

否则，这就又是刻舟求剑。

比如说，现在大顺从下南洋开始到一战结束，崛起的这批军功新贵族。

此时此刻，说你们有功，按照传统，有功封赏赐地。皇帝说，我看这乌苏里江畔土地甚多，一家赐地万顷以酬功吧。这些新的军功贵族，只怕当场就要在心里骂两句：有功而不赏，非人主也，你在那赏我万顷土地，都不如在京城旁边赏我3000亩地。

但是，如果修通了铁路，类北美铁路事，赐地1.18亿英亩、约7亿亩土地于铁路两侧。哪怕是和之前同样的土地，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M..coM

恩格斯说，土豆，以及土豆酿酒法，拯救了普鲁士的容克们，使得他们在新时代完成了转型。

那么，可以不可以这样认为，假如铁路修通，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大豆，和大豆榨油压榨豆饼产业，会催生出大顺的一批转型的军功贵族？

这不是一個李欗自己想不想搞成这样的事。

而是，他如果想要干点什么，他自己就是个屁。

总得需要有人支持。而有人支持、或者有人跟着他干，那这就得给人回报。

固然说，实学派里可能有一些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觉得继续这么搞下去要完，必须要进行深入的变革。出于这一点，可能会支持李欗。

但这种理性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无非还是希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

资产阶级假设支持他，那么他得给资产阶级利益。比如说，资产阶级想要在路修好之后，圈占铁路附近方便运输地区的土地种黄豆，那他就得给政策。

实学派的那些人，要是跟着他干，那也得给点好处。

老马说：【欺诈让渡国有土地、盗掠村社公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这一切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之下，转化为近代的私有财产，这都是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给资本主义农业以活动的领域。】

李欗支持刘钰在扶桑移民的政策、也支持在“荒地”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甚至他的开拓思路就是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

刘钰很清楚。

李欗，首先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一切以为实现资本主义秩序在世界或者在大顺的建立而奋斗。

其次，他更不可能是一个以三万万大顺的百姓的福祉而努力、一切为大顺小农的生活水平提升而为奋斗之目标。

所以说，即便他支持，甚至说开拓思路，是明显的逆练老马的资本主义式的。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两种目标。

即便不考虑他自身的野心，或者说即便认为他不是个纯粹的野心家。

那么，他的思路，仍旧是明确的：

九州之内的人地矛盾已经这样了、继续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指定要完。

一旦完犊子了，他这种正儿八经的“与国同休”的，肯定要跟着完犊子。

李欗是不认可阶级矛盾的，或者说他不是以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