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问题，实际上就是蒙古问题。而蒙古问题，理论上，在明晚期就解决了。否则大顺开国的那群人，尤其是一群陕地边军，在和后金交战之前，就不会产生诸如“就是鞑虏而已，又不是没打过”的想法。
西南改土归流，甚至都算不上问题。至少至今为止，还未听说有西南土司席卷中原而后称帝的。
边疆稳定，烽烟少起。
华北也基本重塑了小农经济、运河之前虽然操蛋但也不至于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人均土地虽然伴随人口滋生而减少，但两年三熟制很快推广开来，既是有需求，也是朝廷官僚主动推广的。
美洲的作物开始普及，玉米对西南山区来说是神器，地瓜土豆南瓜这些东西对山东亦算神器。
和后世的农村一样，中等家庭都有账面地、有小地。账面地是要纳税的，小地不入账是不用纳税的。
大顺开国之后，又鼓励山东多垦，一些河边、泽地、围湖之类的田，基本也不入账，毕竟大顺也已经许久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清查田亩了。
一开始，鲁西的地方官和水利官，还折腾折腾安山湖。
到几十年前，已经彻底“弃疗”了，因为重新测算后发现，安山湖根本当不成水柜，完全没有给大运河补水的能力。
既是弃疗了，管的也就松了。
等着完全放弃运河漕运之后，他们村子的人和周围村子的，干了一波，双方死伤十余人，抢了一大片湖边的草荡地。
当然这种事也正常。
全世界都这个吊样，同是一国且股东很多事亲戚的HBC和NWC，历史上两家公司为了争地，还直接雇佣了拿战之后的大量退伍兵，甚至还有成建制的在西班牙扛过法军的瑞士军团，上了战舰和大炮开战。大顺这边村子打架争地，还不至于说直接上成建制的退伍军团，但打仗的目的是一样的。
最终，王家所在的村子赢了。因着他家出力甚多，“战后”村子叙功，父子因“军功”分到了七亩多草荡地。父子几人踏实肯干，又怕累着牲口，竟是硬生生用锄头把这安山湖的草荡地楞给刨出来了。
后世有云，要想富，先修路。其实此时这个道理也非常有效。
他们居住的地方靠近大运河，而京城，又是个标准的消费城市，算得上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的标准“有效需求”城市——官僚、军队、禁军、作坊、军工、火药、皇家设施等等，全国的财政、漕米等在京城交汇，又下发下来用于消费。
鲁西地区的传统棉布，借助大运河的优势，也算畅销。商人之前就多在这里购买棉布运往京城。
史书上说，多有江南商人来此购买鬻于江南，这里面可能是记载的人自己琢磨的，以为江南商人就一定是把货运到江南去卖。，江南商人未必就要把货卖往江南，去京城貌似更为合理一些。江南大抵应该不至于买鲁西的棉布。新笔趣阁
对大顺而言，当初开国时候，对江南是多有妥协的，但对华北妥协的可就少的多。
应该说，河南、山东、陕西、湖北北部，外加河北京畿，这些地方的小农、尤其是战后的自耕农，妥妥算是大顺的阶级上的基本盘。对这边的抑兼并态度也还是有的。当然距离京城近，相对来说也容易管过来。
再者，黄河已经几百年没祸害山东了，尤其是到明朝完工了鲁西地区的堤坝，基本确保了保北不保南、保东不保西的漕运态度之后，这里的日子过得确实可以。
不只是说聊城之类地方，颇有北方小扬州的商业城市氛围。只说农村地区，中等自耕农，过得也真不算差。
至少比起被黄河、盐业、风灾、海潮等，祸害了数百年的两淮、苏北地区来说，肯定是要强不少的。
不管啥时候，对中等家庭说一些几十年后的预言、或者说什么你们的行业要完不如早点转型、甚至强迫转型之类的，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而对鲁西地区的中等自耕农而言，这事难度就更大了。
自耕农嘛，能上能下。
上为地主、下为佃农贫农甚至打短帮的。
而刘钰现在要强制把他们迁走……下不下的，这个就算不下，但却可以明确，上肯定是不可能的。
到了那边，上不去，也当不了地主，仍旧还是自耕农。那这迁起来，着实也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哪怕刘钰叫人说的天花烂坠，说土地多、气候好云云，到头来不还是去种地吗？不还是做自耕农吗？
有地没人，是当不了收租子为生的地主的。
问题在于，人无法想象自己没经历过的事。刘钰就算说破大天，说到了那边的自耕农，虽然还是自耕农，但日子过得比这舒服多了，这些人也根本无法想象自耕农过的很舒服的日子。
兄弟几人心里自然是不想搬的，可终究，这还没到直接上梁山的地步。如今父亲在那发牢骚，做犟种，他们心里也只能是一肚子闷气，全都怨在了朝廷身上。
很多“先知”的故事，总会有一个“好”结局：当那些狐疑的人、怨恨的人、不满的人，被迫离开后的瞬间，身后的家园就此毁灭。不管是洪水、陨石、亦或者太阳的氦闪，都需要灾难发生来证明先知的正确。
可偏偏，在大顺选择的这条路上，是要治未病，并不会等到灾难发生赢得赞许和“幡然悔悟”，而是会用人力愣生生挖开黄河堤坝，争取的是北决之灾不会出现，而不是去争取北决之灾出现凸显英明神武先知之智。因为大顺不是个宗教入脑的国家，所以不会选择用灾难衬托先知。
所以也就如东平州州牧所言，这些人的怨恨，是一辈子的，去了那边日后多半要效赵佗故事，因为他们不可能见到北决之灾发生、他们家住的老家园被天灾彻底淹没的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