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因着大顺这边，反教会、反宗教、反封建继承法、反贵族等诉求，没那么强烈的需求。

所以表现出的形式，是以一种萌芽的“权利和义务之统一”的思想为主的。

而这种想法的典型，就是围绕着大顺改革绕不过去的贸易中心转移之后，得利者是否应该出钱安置旧商路上的失业百姓所展开的争论。

看上去，大顺参与一战，内部歌舞升平、勃勃生机。

欧洲打的头破血流，连北美东海岸也未能独善其身，唯独大顺这边安安静静。

实则，一战对大顺造成的影响，不比直接几十万军队列阵对轰的影响小。

实学派内部，开始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思潮——一战打完后，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干什么？

因为，从最开始，大顺的种种改革，走到现在，明眼人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在为这场世界大战所准备的。那么，现在这场世界大战即将打完了，兴国公等那一辈人已经老了，甚至现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东挖黄河、修道路。

实学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迷茫当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为了一战，那么之后呢？

如果说，历史上的法革，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七年战争的失败，最终爆发。

而此时的大顺，则陷入一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赢，但打赢之后怎么办的迷茫中。

大顺这边，自古以来，对这种事，尤其是激烈的变革，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罢，激进的变革，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地、税、法、钱、政，这些实际的东西，而不是空谈的东西。

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他们写的东西，侧重点从不是“经”，侧重点是“艺”——官制、税收、田亩、学堂、人才选拔、军制等等这些东西。

经，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着重点在于论证“对”。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艺修身、艺大于经”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

当然，是内核。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外而内的内核，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才会是全面复礼，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

这套内核就是如此，包括颜李等人，其实内核也是这样：想当真儒，那就学君子之艺，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由外而内，融会贯通，最终大彻大悟。也所以，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们可倒好，不先学去哪，先蹲在那造车养马，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就好了。那你们的目的，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

也正因如此，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还是很重的。

因为……实学一派这群人，不学经，所以他们的目的，也从不是复礼，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

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不是人、天、主、神、天赋、自由这些东西，而是所有制、税制、官制、军制、工商这些东西。

虽然不一样，但其实是一回事。

对欧洲来说，“敢于反抗”、“反抗有理”，是很重要的。这赋予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对教徒而言，“合法”，“合经”，才行。要知道，北美对于异端的烧杀，可才结束没几年。

而对大顺而言，李自成显然不知道“自然之权利”，他应该有生命权，这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然赋予的……但是，这碍着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权，而起身反抗了吗？

一个是“不辩自明”，证明有理。

另一个，则是“辩甚鸟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的“理所当然”，无需去证明。

启蒙运动是不是一定是有标准形态的？或者说，侧重点不同。

在北美，启蒙运动的表现，是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以宗教道德回潮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传教士赶赴北美进行传教，试图让人重归信仰。侧重点，在于宗教的自由，不要再搞政教合一和异端审判了。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以极端的反宗教反教会的方式进行的。侧重点，在财产权，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想再随意给国王交税了。

但表象之外，有个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土改”。

北美是以剥头皮、没收保王党家产地产完成的。

法国自不必提。

那么，既然大顺也已经产生了特色的启蒙运动，那么大顺能“逃”过去这个问题吗？

其实，不管是颜李等人的均田第一仁政的想法，还是如今在新学一派中流行的大集权造船移民的想法，其内在推动的经济因素，还是土地矛盾。

这个矛盾，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完的“今后怎么办”的迷茫中，越发明显。

刘玉在山东测河道，试图靠金矿移民的方桉，并没有解决大顺的最大矛盾，反而让这个矛盾即将彻底激化。

因为，伴随着移民在北美西海岸的定居，伴随着参与这件事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疑问：为啥，不集中力量，疯狂造船移民呢？一边是水旱洪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赤地千里、人相食；一边是枫树满地的温带气候，平原河流，万年沃土，我们的导航术、造船术都已达标，为什么不去做呢？

而在大顺，如何集中力量，自古以来，始终都有一个明确答桉的：均田乃第一仁政，去除中间商赚差价。

这种矛盾的激化，只不过把过去的“目的”，转变为了“手段”——对新学派的激进派来说，似乎，均田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集中资源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移民、工业、或者说，减轻工业化之痛。

而且是大顺特色版的减轻，大顺不缺劳动人口，缺的是过程中小农痛苦减少的资源，土地。

工业化对小农自然冲击，但冲击是冲击、起义是起义。

冲击一定起义吗？

工业化会造成小农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小农靠土地养不活自己，地太少。要是有300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没必要起义。而要是就3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买个盐、冬天搓个棉裤都搓不成，那就只能起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