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国政府关注的点，是征收了多少税、赚了多少钱为目的的。”

“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一直到法国的科尔贝尔，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是以国家为主体来计算的——只需要一个会计，算一算今天以国家为主体，进入我国了多少白银、又流出了多少白银。只要进入的多、流出的少，那么就是对的。”

“我们是向来反对这一点的，我们从不计算进入多少、流出多少。因为，天朝这边，以民为本，是一种一百姓、民众为主体的哲学……”

“比如商品，我们更关注，我们所研究的‘主体’，能否喝到足够的茶叶？能否吃到足够的盐？能否穿上御寒的棉布？”

“这个哲学的‘主体’的区别，就是现在中英两国贸易上分歧的根源……”

他是满嘴胡扯，侃侃而谈，却说的汉考克等人连连点头。

大顺不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大顺根本就没有“逆差”的机会。

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明朝开始，中国这边就完全丧失了出现“逆差”这个概念的环境。

而伴随着贸易的扩大，大顺这边有了顺差、逆差的概念。问题在于，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逆差的贸易体系中，去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这压根就是无意义的。

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大顺的关税很低，只对鸦片之类的货物严禁进口；因为宗教问题对宗教物品严加管制。

其余的，压根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税保护的具体政策：英国的呢绒卖不进大顺，不是因为大顺加了关税，而是因为卖不出去。

贸易大使心里明镜一般，他很确信，要是欧洲的布有一天比大顺的布便宜了，他绝对支持扩军开战，切断贸易。

但正所谓，同样的谎言，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听众听来，完全不同。

这番话，要是法国人说的，汉考克等人肯定得在心里臭骂，扯犊子。

但由大顺这边的人说出来，那就换了一种风味，听起来好有道理。

就像是此时欧洲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的那个争论一般：利息降低，是经济发展的因？还是经济发展的果？

而大顺现在所能跟进的类似迷魂阵，便是：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因？还是产业优势的果？

贸易大使心里有自己的答案。

因为大顺的海关，这几年正忙着给对日出口的生丝增加高额关税，今年的新政策是日后严禁孟加拉的生丝进入日本。

但是，大顺鼓励丝绸、成衣、制成品等，大量进入日本。

至于这是不是自由贸易，贸易大使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如今说出来，自然就是借助此时欧洲的中国热，把果，说成因。

这也是大顺新学一派的精英们，一直试图在构建的一种东西。

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很能总结归纳出来他们要构建的东西到底是啥。

但以后世的话语体系，其实就是：把一些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必然出现的新生产关系、新道德、新贸易理论，这种普遍的东西、由经济基础改变而必然跟着改变的与之前不同的上层建筑，塑造成民族特有的，并绑定上民族的记号。

把一个工业先发之后，必然要喊的“自由贸易”，变成“民族传统”的东西，对外宣传。

并把“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果”，扭曲成“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因”。

现在来看，这是卓有成效的。

伴随着启蒙运动“借东讽西”的春风，早在刘钰造访阿姆斯特丹煽动政变的时候，就一直在扭曲这个问题。

回避了物价革命的白银通胀传导、回避了人多地少下的人力成本、回避了两千年积累的手工业优势、回避了汉朝就完成了英国农业革命水准的农业革命和熔炉铁等关键技术等等、等等。

开口就是因为大顺的体系是自由贸易体系，所以大顺的产业发达，能往欧洲卖扇子、茶叶、瓷器、丝绸、棉布等等、等等。

这一套话术，贸易大使听的多了，更是直接张口就来。

当然，这是在大顺的战略是要瓜分北美的大背景下的。

否则，如果是为了把英国拆碎，那么这一套话术直接就是由【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衍生出来的：英国把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国教徒大商人看成腹心手足，却把你们北美看成是土芥。

并且很容易就可以从《航海条例》和之前的北美铸币问题上，直接把这个问题引开。

只不过，显然，贸易大使现在执行的战略，是要搞妥协拉拢，而不是引爆矛盾，话锋稍稍一转，就把这个问题轻罪化了。

往重了说，茶税法和糖税法，就是保东印度公司不保十三州、保西印度种植园不保新英格兰酿酒商。

往轻了说，就是英国的“贸易哲学”传统导致的贸易政策犯了点错误。天朝这边派了点军舰，来和你们的国王讲讲道理，很快就能说通了，他很快就会知道自己犯错了。犯了就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