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聚，则黄河事可成。百姓亦非愚氓，使之得利，说清利害，他们也会理解。”

“届时，纵河道内的百姓不满，却也不可能连天成片，以至烽火燎原之事。”

“此正分化之术。”

“使之河道内外之百姓，不能联络，其心不一，然后迁河道之民，发道外之民，然后河堤可成。”

“除河堤事外，亦可尝试缓解兼并之法。是好，是坏，试了才知道。”

“臣昔日痛苦于轮回之叹。兼并事，既已侵害天下，只恐后世有人行变法事。是以不若先行尝试，知其利弊，总结经验，以免届时若王莽，一拍脑袋，则恐天下大乱。”

听到这，皇帝确信，这的确是和松苏截然不同的思路。

在松苏，刘钰行的政策，不是减租减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取缔实物税，强行货币税，免除进口关税——反正进口的玩意儿不是粮食就是棉花等原材料——压低粮价，迫使佃户退租跑路，去做工或去移民，地主不得不尝试转型经营方才有利可图。

当然这种政策的前提，是有关东和南洋大开发这个背景的。否则，是容不下这么多的退佃劳动力的。

而因为关东和南洋开发有利可图，才使得很多佃户退佃之后，或是做工，或是去往种植园种黄豆、稻米等。

并且大部分都是资本出钱雇走的，大顺朝廷这边没出多少钱。

自然而然，这种方法不可能适用于山东。因为不能复刻松苏的物质基础，以及先发时候的东北南洋开发的状态。

只听到减租、减息、长佃等手段，皇帝以为便可以确定，刘钰确实不是要在山东复刻松苏事。

但实际上，从发展工商业的角度看，其实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只是换了個包装、换了个模样。

减租、减息、长佃，刘钰只说了前半段。

其实还有后半段，他没说而已。

后半段，是减租、减息、长佃之后，一方面，统治深入下去；另一方面，地主手里的资本，就会非常蛋疼。

减租、减息、长佃，地主的钱既不太可能买地、实际上土地的收益也在降低，而且放贷实际上也不合算。

这种情况下，铁路修通，临淄、博川的煤矿开发起来，地主的资本是可以快速向工商业流动的。

以煤矿为契机，以烤烟叶、柞蚕缫丝织造、花生榨油、火柴厂、煤矿配套的玻璃厂、石灰厂、蒸汽机带动的面粉厂等，都需要资本投入。

一方面，地主可能会选择出卖自己手里的土地——反正减租、减息又他妈长佃，压根不怎么挣钱——还不如拿到资金，投入工商业呢。

另一方面，算是一种“赎买”式的均田，只不过出钱的是农民自己。

农民出钱赎买土地，而这些钱又流向了工商业，采矿业、近代工业，实际上还是靠农民的钱达成原始积累。

这就是和松苏不同的地方。松苏靠的是外贸完成的积累，资本雄厚，而刘钰在松苏的土地政策，实质上还是在为雄厚的松苏资本找投资方向，使得他们转向了关东和南洋。

这可以算是半个地方保护主义，但也算是一种尽可能减少痛苦的转型，否则放任松苏资本冲进来，那就难看了。

煤矿、缫丝、柞蚕、花生之类的本地优势产业，全被松苏资本拿走了，快速冲击瓦解……别的不提，黄河大堤是别想修了。

到时候，是“松苏资本阴谋地要把黄河从江苏引入山东”的谣言，那可就止不住了。毕竟到时候，本地士绅都要感觉到外来资本和外来商品冲击下的日子难过。

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苦日子，本就难在本土力量难以完成转型。赚钱的买卖，不是买办就是外部资本，那也只能琢磨土地、可劲儿压榨了。

地域问题，又不是什么忌讳。土客之争又不是只发生在南方，历史上山东和江苏因为垦田问题，两边也是打的脑浆子都出来都是经常事。

所以，总得留点赚钱的产业，给本地的势力，让他们完成转型，成为本地支持改革的人。

否则的话，铁路是松苏资本的、煤矿是松苏资本的、缫丝柞蚕是松苏资本的、花生榨油销售是松苏资本的……本地的势力要是能支持变革，那可真是神奇了。

当然，刘钰还是要考虑地方优势、以及未来的全国统一市场的。所以，棉产业，刘钰是不可能搞的，一棵棉花都不可能在山东种，种了将来的印度棉来的时候全是麻烦。

这是一种“假装的地方保护主义”，实则是为将来的全国统一市场做准备。

松苏没有柞蚕、不适合种花生，也不适合种烤烟，也没煤矿。只不过因为资本有腿，所以还是要适当控制一下这个腿。

早些年，运河没废的时候，山东很多商贾士绅就嘀嘀咕咕地抱怨，说临清的商业圈，全是山西人在赚钱，本地人啥也抢不到。这种地域间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不过，皇帝压根不明白刘钰的逻辑，他就听了个减租、减息、长佃这些东西，就觉得好像和松苏要搞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然而他显然不明白，松苏的资本、山东的资本，都叫资本，那才是一家的，和你的封建皇权不是一家的。

从地里赎买土地出的钱，和卖茶叶卖瓷器卖丝绸的钱，并无区别，一旦投入到工业中，变成生产资料，你知道这个蒸汽机是茶叶换的还是花生换的？

皇帝以为不一样，实则其实只是一个内核，换了层传统的抑兼并的皮。至于土地集约化之类的东西，工业化以后慢慢玩儿，那不是现在要考虑的东西。松苏那么搞，是为了关东和南洋的开发，而不是松苏本身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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