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听刘钰说可以省钱,心里不是兴奋地立马同意,而是心里立刻想到了刘钰的手段。
只怕又是兴工商、卖土地、开商埠、卖租金等等。其中不少都是颜李学派王昆绳的想法,比如提升城市土地,出让土地租金,换句话说就是开商埠,通商贸, 再将土地租给商户。
至于剩下的,什么发展工商、种植经济作物、修路、修河这些东西,那都不用去想。
松苏等地,资本颇丰,只是碍于朝廷政策,难以进入内地。引入“外”来资本,这件事皇帝一直是相当警惕的。
朝廷借钱的话,借钱的利息有点高,大顺实在还没低到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 能借到4%左右年息的地步。
修河堤这种出力不讨好,完全没有资本利益的事,商贾肯定是不会出一分钱的。
说不定可能会捐赠一些,但捐助的这点钱,够不够修几十里,都是个问题,杯水车薪。
黄河大堤的概念,那可不是说随便搓两抔土的事。
当然,提前修河道,也有提前修的好处。最起码,黄河决口泛滥之后冲出来的河道,是不能清淤的。
但若是人工准备河道, 干一票大的,倒是可以提前往深挖的。
虽然可能花个七八年挖的那点深度, 黄河也就三五年、十几年就能推平,但最起码十几年内是不用担心出大事的。
而且,还可以提前预留出来灌溉水道等。
但, 这些钱, 商贾资本,是绝对不可能出的。除非朝廷举债,以符合市场的利息,问商贾借钱,将来偿还利息。
纸币时代,其实好说,借债可以贬值,实际上等于不怎么花钱。
但现在是金银时代,大顺的纸币的盘子就那么大,想要继续扩大超发,那就得完成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改革。
这又是一桩叫人头大的事,皇帝都要打怵三分,怕搞出来前朝纸钞旧事。
而刘钰的手段,又习惯与让资本牟利,从而以利引诱,让商贾出钱做事。
那么能获利的事,还剩下啥?
无非就是修铁路、修运河这些东西。修也不是白修,修完之后给经营权和分红就是了。
当然,按照刘钰的搞法,似乎如果选择征收国内关税、省份关税, 倒是也能收一笔钱。
比如放开山东市场,让松苏的工商货物冲击山东本地的小农经济,在胶东设置“海关”,征收扯犊子一般的国内关税。
如果松苏的商品,能把山东手工业彻底搞死,那么一年说不定还真能收个二三百万两的“关税”。甚至可能更多。
到时候山东种点花生、烟草、棉花、粮食什么的,向松苏、南洋、日本那边“出口”,也不是不能让一部分地主先富裕起来。
历史上,这么搞的结果,就是在商品大量进入之后,山东的劳动力便宜到一個长工干一个月,只能赚50斤高粱米,就这还得抢着干。
而且土地兼并的速度,简直飞速。尤其是烟草之类的经济作物,这需要大量的本钱投入。
经济作物吃地吃的厉害。
得买豆饼肥田、得买煤烤烟,小农逼到极点,没有这个本钱,就只能把地抵押出去,换今年所需的豆饼、煤块。
至于这种抵押的贷款利息到底有多高呢?
其实,在旧中国,也算是“仁义之息”了。
根据潍县等地的记载,问地主借肥田豆饼的利息,是月息8%,年息也就96%;而问商铺买煤的利息,比较人道,年息才25%到40%,但十个月算一年,不是十二个月。
那不种经济作物行不行呢?三四亩地,种点粮食,交了苛捐杂税,天天啃地瓜,似乎可能大约也差不多饿不死。
问题是小农私有制下,大家不都想奔一奔,小农变富农、富农变地主嘛。赌一把,万一今年烟价起飞,那不是直接把旧债还清了,且去多买二三亩地?况且三四亩地吃地瓜的前提,还得是不遭灾,没借过高利贷。
刘钰判断说从京城到汉口的那条可能的铁路,对于中原的影响不大,而且圈地运动发生的几率很小,那不是瞎说的。
铁路也是要运输成本的,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载货量,成本是很高的。运出去,加上货运成本,根本无利可图。
山东那就大不一样了。离着海这么近,海运这么便宜,土地兼并甚至发展成圈地之类的事,是非常可能的。
烟草、棉花、花生,这都有可能。就像关东,被刘钰引入松苏资本,圈地、买契约长工种豆差不多,有利可图嘛。
以史为鉴,各国的传统不同。
罗刹国,因为其传统的村社制度,以及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村社集体互助传统,考虑避开资本主义的浑身疼,直接越过这个峡谷,一步到位。
放到大顺这边,因为其传统的均田思想,也就自然会产生这种:能否通过均田和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复古思维,在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
毕竟,传统本身,也是真实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而另一个现实,就是大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发,并且很快将要夺取最大的原材料市场、并占据倾销贸易的上位。既不缺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是处在那种落后的百余年需要奋起直追的情况。
传统与现实,也就造就了理论上可以通过最大程度减轻小农痛苦的方式完成转型。但这需要一场有工业化思维的人、且代表新时代的阶级参与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完成均田这件事,以避免起义成功后又陷入“小农的局限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