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扝　　其酋王嫡子，呵斥卡胡纳。

不日，王薨，新王继位，杀卡胡纳三人为人祭，问对孟松麓“富国强兵”事，孟松麓献策数条，王曰善，乃行。

先是按照颜李学派的设想与先秦制度结合，遴选青壮三百为武士。

各武士得田一井，另拨帕帕瓦考（奴隶）十，固于井田，专行耕种。

三百武士，脱产，由夏官大司马——原大顺陆战队釜山驻军退役上尉——操演火枪阵法。

两门大炮，则由小司马掌握，炮手也是一起来的人，并不交给本地人。

又选良田数百，归为王田，以小司空孟铁柱指挥帕帕瓦考，垦田耕种，豢养牛羊。

经年，军阵初成，粮食大丰。

冬，祭战神，出征，大胜，瓦胡岛遂归一统，又欲一统“已知之天下”。

孟松麓对曰，不可急，当缓。

于是兴新城、定官制、模礼乐、封土地、营仓廪、广积粮、练新军、定刑罚。

又收山泽之利，山之檀香、水之珍珠，皆与大顺商船贸易，交易铁犁、牛马、铁锅、船帆、火药，并收大顺纸币为积存。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是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的最终形态，而是掺杂了大量的原始社会残余的一种过渡形态。

这种掺杂了大量残余的过渡形态，会持续很长时间。

孟松麓在这里水土很服，因为他的那一套东西，本来也是依托在春秋战国的生产力水平、甚至更往前的水平上的空想。

毕竟，《周礼》好像没出现过一个关键的东西：耕牛。

政治进程的发展，不可能跳脱循序渐进的合理形态，从而一蹴而就的实现。

国家作为一个客观的形态，绝对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大顺的人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层次分明的阶级，并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

这种地方，原始而脆弱的生产力、稀薄而浅显的文化，注定使得他们在“国家”的政权构件上，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模仿或者借鉴外部世界的政治形态。

如果檀香山直接学大顺，必然只能是“形式优先、内容后补”，先把一个框架搭建起来，然后被资本冲击，被帆船联络，最终补足内容。

但，也正因为他们学不了大顺，所以复古派的孟松麓，在这里可以用一种与西方殖民影响下的传统瓦解截然不同的形式——儒生复古的形式和内容，在这里是进步，但又没进太多步，契合程度的比直接拉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要顺滑的多。

当然，资本的力量是恐怖且伟大的。那是消解一切旧时代等级制度的利器，也是把传统毁灭拉进近现代的最强力量之一。

在之后不算漫长的岁月里，檀香山要做的，就是在大顺商业的影响下，在资本的注视下，在大约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快步走完旧时代瓦解的过程。

曾经的武士，成为拥有土地的种植地主；曾经的酋长，成为坐拥檀香利润的、以原始的劳役制得利的种植园主；曾经的贵族，成为拥有种植园出售粮食的农业资本家。

毕竟，这里没有自给自足的空间，一切贸易，只能也必然只能与大顺在北美的开拓息息相关，与大顺的檀香木贸易息息相关。

生产力的进步，会在这种制度的辅助下，一点点改变檀香山岛民的传统、婚姻、家庭观念。

这个过渡期，不会太长，最多也就五十年时间。

这五十年里，他们只能用大顺的历史、制度、投射自己的历史和制度，创造类似于华夏影子的传统神话故事。

但资本的力量，终有一天，会炸碎一切旧的传统。

这也就是刘钰对儒生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原因——当旧时代毁灭，需要有一群人，发明一个东西。

即，便近现代的、资本主义、近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伪装成、或者装饰成民族的。

华夏的《周礼》，可以引导部落制的这群人，往前走，恰恰是因为《周礼》中所蕴含的封建时代的普遍性，而不是其中的特殊性。

同样的道理，大顺现在缺的，是一本新经。一本可以引导封建时代，跨向近现代的新经，并且这本新经，要蕴含近现代的普遍性，并把这种近现代的普遍性，伪造成或者装饰成民族的。

特殊性，是防御技能。

普遍性，是进攻技能。

马上要打一战，并且要奠定世界新格局的大顺，要在新时代狂点进攻技能，而不是带着神州陆沉的惨痛记忆，仍旧去点防御技能。

否则的话，可以这么说，就檀香山的诸多传统残余，在资本的冲击下，一旦诞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新教传进来，直接血崩。

除非孟松麓断绝一切对外交流，毁灭所有檀香树，并且美洲西海岸也永远不被开发，否则真顶不住——因为这里比大顺顽固的小农经济脆弱多了，资本和商业必然主导这里，诞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期且充斥着资本主义伦理的新教，很危险。

危险之处不在于上帝之类的破玩意儿的特殊性，也不是宗教的落后性，而在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而被魔改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性的东西。

大顺当然可以凭借先发优势，塑造近代性和现代性，并向外输出。

但，需要一个载体——比如港剧的辉煌时代，靠的是先发优势下对现代生活的阐述，或者说借助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向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内地输出——大顺现在急需的，就是这么一个载体。

并把这种普遍性，伪装成民族的特殊性，向那些处在封建崩溃迈入近代的国家，展示民族的优越性，做寒夜里的灯塔。

这是儒学自救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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