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鹊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江苏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广阔的大顺帝国里，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动辄百万流民起义的场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学习汉文，自小读书，看过史书中许多流民起义的故事，但却终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简单至极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动摇的他，心里想着的，便是江苏一地可以兴工商而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粮食足够，或许未必非要行复古之策。

至于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真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了南洋，才会明白。

当然这只是或许。

也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刘钰将他们比作更像锡兰国是一种侮辱，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华，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这些天真正见识到了真实的大顺之后，明白大顺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明白，似乎确实和大顺并不像。

一点都不像。

是像现在活生生的中华？

还是去像书册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门阀的中华？

这并不是个难以抉择的难题。

当大顺的海军驻扎到了釜山，切断了朝鲜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二道贩子丝绸贸易之后，小中华这个概念，已无意义。

小中华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华没有军舰常驻对马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现在，中华天子的军舰已经常驻釜山、对马，对日本的标榜已然毫无价值。

因为对中华这个概念有最终解释权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当军舰穿行于对马的时候，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这群人之一，如同刘钰，便可以笑着告诉他：不，你们不像，像不像我还不知道吗？你们更像锡兰。

权哲身并不能理解，天朝广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后江苏的模样和别处的不同，比朝鲜国和锡兰国的差别更大。

所以，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的模样。或者说，小中华应该有的模样。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源于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震撼。

而是源于他看到这一路，有农民拿着自己的地契去借贷、看到农民在售卖自己的粮食准备交税、看到江苏的徭役制取消而用的几十万闲民、看到那些不是隶属某人奴婢的自由的雇工在棉田劳作。

在他来之前，朝鲜国的土地交易，仍旧是不合法的。

富庶与否，区别只是单纯的穷与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这才是中华与否。

即便权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东西才是区别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华”的幻境之中，当真正悄悄来到中华的时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灭。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顺得国又非夷狄，朝鲜国的儒生没有属于自己的包袱，所以丢弃起来其实比大顺这边的儒生更快。

因为在江苏，尤其是已经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转型期已经过去的江苏，他觉得，老师的担忧，好像有点过于杞人忧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并无问题，老师所担忧的一切，都已经在松苏上演，并无问题。

或者，即便有问题，好像也不是不能解决。

看起来，松苏的转型就很“简单”，也就五六年的事。

实际上，他是大错特错。

松苏转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远了说，当长江突破山峦，冲出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贯通从湖北到松苏水道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中点说，当黄道婆从遥远的海南带回了棉花纺织技术、当大明征收折色本色促进了纺织业交换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近点说，当大顺开始兴造舰队，夺取南洋，彻底不用担心西洋军舰直插镇江截断漕运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看着转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几年的事。

实则哪有那么简单？

要真是这么简单，孟松麓所处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们并不反对江苏此时的富庶与成绩。

但很清楚转型的痛苦，以及别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完成这样的转型。

这些最关键的东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没说。

最多只是说了句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争论这是弱水之桥、还是圣道彼岸，这种纯粹理论性的东西。

孟松麓知道却不说，这是耐人寻味的选择。

可以说，是因为权哲身不知道，也没问，所以孟松麓不说。

也可以说，是孟松麓知道刘钰开始鼓吹粮食够吃论之后，意味着什么，但他不想说，压根不想告诉眼前的人。

至于，是觉得江苏的路是对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还是说，因为他并不觉得过程是对的，但觉得这样有利于大顺，于是压根避而不谈，不问不答，隐约觉得这种霸术的对外扩张模式可以接受？

毕竟，细究起来，孟松麓知道，权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么，那么就不会问。

于是两个同是实学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别之际，各怀心思。

高谈阔论，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种说话方式。

高到讨论均田这个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桥，还是岸。

却决口不提怎么均、不均的后果、以及均的困难。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实的东西，但他此时选择不说。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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