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比较笼统的东西，赵立本的二弟，也对“孩子上学”这件事，相当不满。

颜李学派抓着乡社的行政权，坚决执行八岁入小学的理念。

但入学，也就意味着需要有教育开支。

教育开支，这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是得靠乡社的百姓出钱，维系乡学的运转。

本来吧，读书、科举、为官、光宗耀祖，这也算是中华家庭的普遍认知。

但问题就出在村社里掌管行政权、贯彻教育理念的，是颜李学派的这群人。

按照他们的理念教下去，搞出来的，就是让乡社的百姓普遍觉得，读书无用。

读书是为了啥？

学习是为了啥？

这又和颜李学派的“真儒”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

颜李学派的这群人，几个在底层的，要说科举的水平，倒是真有。

像李塨这样的，二十岁家里穷的就没办法继续脱产学习了，便去学医，卖药。一边当医生，一边看书学习、些文章狂喷宋儒，顺带着三十岁的时候去参加了个乡试还能中个举人。

颜元在漳南书院搞分斋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想过，真要是全搞分斋教育，入学人数肯定锐减。考科举没卵用，上个毛的书院啊？所以即便搞了分斋教育，也还是专门分出来了个帖括斋，也算是像现实妥协。

帖括斋，就是教“八股满分作文写作技巧”、“三年秀才、五年中举”之类东西的。

他们学派里有应试技巧的人，其实不少。在乡学里，搞这种专业的考试教育吧，其实也不是没人能教。

别的不说，一边学医，一边卖药，一边顺便还能中个举的人，弄一套类似的“三年秀才、五年中举”之类的考公技巧什么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李塨的思想吧，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三十多岁了可能还有点“中二”。

他考举人，是为了证明“我可以，但我不屑”。

考完之后，因为他反对科举，所以他中举之后，就拒绝继续往上考了。

而且，其学派的想法，也真是有点……过于理想化。

要么，朝廷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普及小学教育，用类似王安石的三舍法，搞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上马能打仗、下马能种田的士。

要么，拒绝参加科举选拔。

某种程度上讲，虽然他们学派固然有些“太刻苦、类墨者、以苦为乐”的古怪风气导致学派湮灭；也固然他们学派自己的哲学构建无法闭合；但也和他们学派对科举的态度、以及分斋教育与科举取士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息息相关。

读书是为了啥啊？

不是为了做官，谁他妈十年寒窗苦啊？

结果你整些分斋教育。

要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

甚至连骑马、射箭、武术、刀法这样的学科，还占了一旬之内一天的时间。科举又不考，人家这些时间都忙着读经书了，你去锻炼身体，野蛮体魄，这不扯犊子吗？

怎么和人家专业学经书的竞争？

这事吧，要不是刘钰忽然出现，其实以大顺的环境，颜李学派的教学理念，倒还是能吸引一些人的。

当初李塨三十岁的时候，才见到了“龙尾车”，也就是“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还专门花时间去学了三四年的这玩意儿和测天法之类的东西。

包括原本历史上因为私藏禁书惹了大祸的刘湘奎，也都是开始尝试把“分斋学问”中，加入西方传来的实学。

伴随着刘钰这一波新实学派的崛起，他们学派就变得特别的尴尬。

他们学派的很多设想，刘钰实际上帮着他们“圆梦”了。

比如他们学派在漕运这件事上，以李塨等人为首，都是坚决的“废漕运、兴海运、方可治黄河”的一派。

也包括李塨、王源等人设想的“挖掘淮河入海通道、罢漕运、取消束水冲砂、开凿洪泽和七分入海、三分入江的同道”等。

甚至于，包括王源、李塨等人设想的，开发东北、把东北建成商品粮基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设想，源于他们认为京城确实需要大量的商品粮。而只要京城需要商品粮，那么漕运就是个大事。如果东北能够提供京城所需的商品粮，那么罢漕运废运河就是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以及围绕着开发东北，设置特殊的村社良家子血税籍兵员的设想。

基本上，差不多都实现了。大顺自己实现了一部分，比如良家子血税兵员、提升良家子的地位。

满脑子想着六十岁以下不还俗皆杀、西北教民不移风易俗皆杀的颇为激进的王源，制度设计中可是把军人的地位可是提的异常高，要把血税籍，单独列为一个民籍，仅次于农，比商工都要高一级，也就是设想的几乎良家子那一套，要在东北、西北、西域等地广人稀区搞专业血税府兵村社。

刘钰出现后，一系列改革，也把剩下的很多给实现了。

甚至思路都差不多，在一些政策上固然空想，但在一些政策上倒也真的看到了问题所在，切实地认识到了漕运、统治、商品粮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问题分析去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