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也就是，诸夏自有国情在此，儒学在此很适用，别处未必适用。但他们的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只要用了技术，我们也一样变强了。

而现在，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盛世下的出击。

是绝对不能默认，儒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域性的。

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得出一个结论：即西洋的富庶，不是因为不用儒学，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你们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

这也就不难预见，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选区制度，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仁与社主义；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

但现在，对儒生来说，还没到彻底服气，争都不敢争、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

因为，儒生觉得，自己这一套东西，才是普世的。

往大了说。

齐国公出访欧洲，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搞武装中立同盟，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

这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

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

就算是五霸盟会，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丢不丢人？

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非得去签什么国际法的条约，让人认可对南洋的控制？

就算不谈这个，只说实际的，反正之前也承认各国的帝号、王号了，天下体系已经松了。

那么，国际法是不是“礼”？

以后的国际法，要按照什么制定？

既然没有周天子，儒学要不要拿出一个五霸制礼的意识形态解释？

以后的国际法，公约法等等，如果和儒学伦理出现了冲突，是否承认？

如果承认，是否意味着儒学不是普遍适用的？

儒学这一套，是否要比万国约法、国际公约、普遍认知之类的东西一级？

如果不承认，或者说，想要使之符合儒学解释，是否要搞出一个意识形态，能够把世界作为新的天下观，并且确保日后的国际法、人的权利、主权概念这些东西，要能和儒学融会贯通？

这不是发展工商业和技术进步的问题，如果只是学技术，那只需要关上门自己加装还是天下，在家里使劲儿憋就行，师夷长技。

这是天下观拓展之下，在大顺主动出击之下，“世界”、“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些东西，大顺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着认可，而是想要主动掺和进去参与制定和完成的必然。

原本的历史，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定出来了个规矩，然后跑到这边一通狂殴，一边打一边问：你认不认？认不认？被打的那个是捏着鼻子认的，但认了之后发愤图强，还成为这个规矩的保护者。

现在的历史，则是世界的规矩还没真正确定。大顺这边也跑来，说这个规矩，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咱们一起定个规矩吧。这个规矩呢，既得符合你们的传统认知，也得符合我们的传统认知。

主动融入，和全面被动接受，自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势。

连洪秀全这样的穷秀才，在成事之后，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亚公会议，拿着阿里乌斯派的一套东西狂怼传教士，质问他们懂个屁的三位一体？

如今大顺科举出身的儒家顶尖人才，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儒学的普遍适应性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

能不能搞成另说，但要是连这点脑子都没有，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没救了，很明显，再不搞出来，很快就会被一堆显学打的再次式微。

天下概念的变化、富庶强盛的“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释世界理论的新蛮夷”的出现，就是儒学的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