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刘钰看来,就根本算不上个问题。
自然是要消灭的。
要么,不靠地租生活去办厂去做工甚至去种地卖农作物。
要么,死。
他眼里不算问题的问题,在此时的大顺,这就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天大问题。
包括非常激进的颜李学派,给出的空想到极点的最激进的均田方案中,他们也保留了浓重的阶级性——要均田,但如果考上了科举成了秀才之类,可以保留一定的土地收租供养,道德高尚的读书人应该脱产、收租而不是劳动。
这是大顺在批判宋明理学风潮之下,儒生提出的最最最最激进的土地理论。此时传统下最激进的方案,也不认为地租有错,只是认为地租影响了小农,却根本没意识到地租真正影响的是工商业。
所以从一开始,刘钰其实压根不需要阜宁县令提醒,他就准备这么做。
否则,他闲着没事做,钱多的慌,在苏北搞明显是赔钱货且一点都没有改善民生的青苗贷?那些放青苗贷的,根本就是在搜集这些乡绅的恶行——道德上的。
因为如果按照刘钰的观点,道德上的善恶有个卵用?他要摧毁的是大顺地主阶级的绝对地租,管你道德善恶?
既是派人去搜集,那自然只能是道德上的,否则这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之前康不怠说他压根不是大顺人的时候,他那时候还试图用科技打败魔法。
而现在,他学会了用魔法打败魔法,并且终于练熟了。
今天这件事,他用的就是大顺官场里常用的手段。
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干,且要达成什么目的。
而包括黄淮都督等人在内,认为刘钰要这么干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必然是有幕后主使。毕竟这案子实在太大了,要杀这么多人,这可不是开国时候了,刘钰除非是疯了才不经请示直接这么干。
且事发突然,他们又绝不可能去问“幕后主使”,而且这事没法问,严重影响幕后主使的仁德形象。
所以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就是皇帝的意思,刘钰做手套干黑活。
刘钰说想扣个大帽子叫这些人死,那么在他们看来,这是刘钰的意思还是皇帝的意思?
总不能去问问皇帝:哎,皇帝,是你让刘钰下套,把那些乡绅都弄死的吗?
就算谁傻了,真的去问,皇帝肯定会否定。
还得告诉这些人,扯淡,我哪有这么坏?我是仁德之君,你们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怎么可能用这么不仁德的手段呢?不要造谣啊,简直诋毁君父。天子是兼帝又兼师的,我就这么做天下道德表率的?
所以,整件事的关键,在这些官员看来是什么?
是这些乡绅的死活吗?
显然不是,他们根本不关心,并且毫无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心。
是这些乡绅犯下的罪行是不是足够被杀?
显然也不是,他们依旧毫不关心,死不死的,反正杀的又不是自己亲戚。八百里内不为官,大顺官场最基本的规则。
那么,这件事的关键在哪?
关键,就在于把这件事,做成道德上的死案。
整件事的幕后黑手,“真的”只是因为这些乡绅道德败坏,而盛怒默许严办的。
绝对、必然、肯定、一定不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处置这些乡绅的。
出于义。
绝非利!
法律上或许罪不至死,但道德舆论上必死,且无人敢翻案怀疑的那种必死。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虽然他们可能不用这个词,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不代表人就没有引力吸着。
而且要考究的细节,绝对不该、也绝对不能是去查到底谁在背后倒卖粗粮,糊里糊涂就行。
细节的重点,在这些乡绅平日里做的那些道德上的狗屁倒灶的屁事,叫人听着就睚眦俱裂但实际上在大顺正常的不得了的那种屁事。
大张旗鼓地批判道德。
悄么声的把田均了。
这是大顺常用的手段,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真要查几乎每个人屁股上都有屎,但关键在于查谁。
不止官场,就松江府这几年崛起的豪商,真要查过去的事,东洋贸易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东,基本都够枪毙的资格。
当年在长崎的时候,有没有为了贸易信牌跪舔过长崎奉行?有没有卖国违禁品?有没有把自己的商船称为贡船暗示大顺给日本朝贡满足日本那边的精神需求过?
然而只要不深究,不一个个全活的好好的?还刚得了皇帝御赐牌匾的奖励,嘉奖他们为修缮三峡水道捐了十万两银子呢。
至于要扳倒刘钰,现如今官场上的人早看明白了。前朝魏阉倒台,是因为魏阉罪状太多呀?还是因为天启帝薨了?天天喷新政都快成朝会日常了,有个卵用。
那松江府的西洋贸易公司的神秘大股东是谁呀?
自由贸易号去年装的半船特等瓷器是谁的呀?
景德镇居然敢印带十字架的釉彩图案背后撑腰的又是谁呀?
查封丹麦东印度公司之后的几十万两白银的海商“主动报效”咋就这么巧?
苏南税改派去的一大堆府尹副手类同知都是谁选的?
皇帝这几年财大气粗的内帑银都是在谁手里把着赚的钱呢?
六政府官员对西域是否继续驻军移民这件事,连个屁都没法放,因为皇帝压根没用六政府的钱,那么皇帝的钱从哪变出来的呀?
要不要去查查景德镇那些耶教特色瓷器图案的撑腰者到底是谁呀,竟敢违背朝廷禁教律令,抓出来砍头啊?
看明白的,早歇着了,省点唾沫等着秦惠王卫鞅故事呢。这都没看明白的,那能力也就没资格入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