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对此时的大顺，则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出现了银钱比例的剧烈波动，大顺的这些士大夫也会凭感觉，把问题甩在对外贸易上。

等着真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没有被刘钰提前打预防针，说不定真的就被那些士大夫的臆想给说动了，觉得都是对外贸易导致的。

“陛下，此番开拓了西洋贸易，有一事臣不得不和陛下奏明。陛下亦知昔日檀渊之盟，岁币不过十万两白银。如今松江等地，巨富之家，百万亦可拿出。”

“自从明末贸易开始，白银流入，日渐增多。这钱、银兑换之事，不可不察啊。”

“百姓生计，除非缴税，否则平日里多用铜钱。买布、买米，此等生计所需，鲜有用银的。”

“臣担心，这钱政若不变动，日后恐损小民生计。”

皇帝听了刘钰的话，忍不住笑道：“爱卿错了。按你所说，白银流入本朝日多，那岂不是说原本一千钱换一两银子，如今一千钱能换一两三五钱银子了？如此，百姓的生计应该越发好才是？”

“你亦讲过，那瑞典国之前保持实物租，是以欧洲白银日多，他收实物租，入国库的钱反倒多了。本朝既收的是货币租，白银日贱，难道不是百姓的负担小了吗？原本还要用一千钱兑一两银子纳税，日后岂不是只需800钱、500钱就能兑一两银子的税？”

刘钰怕的就是皇帝这么想，道理好像对，但肯定是少考虑变量了，至少历史上证明了这么想肯定有些地方没想明白。

否则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对外贸易一直是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但白银和铜币的兑换价，却从700逐渐涨到了1100。

也没法解释二鸦之后，从沸反盈天到2600的兑价，到二鸦之后，又逐渐降低到了1000。

刘钰自己也解释不明白，只好道：“陛下，钱银兑换，若是价格变动，必有不法之人得其差价。或是积攒铜钱、或是积攒白银，不管积攒什么，都不好。不花钱，不是好事。”

“臣以为，是不是可以定准一物？既定准铜、又定准银，便是什么都没定准。朝廷税收、支出、军费等，既都用银，何不以银为价呢？”

“可印小纸，一张一文，千张必可兑银一两。如此不管铜多铜少，百姓都不会因为兑换之事而愁怨。”

“此事甚大，臣不敢轻为，毕竟臣所办的银行，不过是个钱庄，没有发钞权，只是方便使用兑换白银而已。可若发小钞，那是朝廷铸钱局的事，臣若做那便是越俎代庖了。”

皇帝点点头，他倒是同意刘钰说的“不管高了低了”都不好，最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兑价。

现在朝廷规定的铜钱和白银兑换比，是1000，但实际上各处基本都是自由兑换，毕竟朝廷是不给兑的，全靠商人自行兑，这里面肯定会出诸多问题。

而且皇帝心里明镜似的，缴税要白银，每年收税之前，必然会有商人去兑白银，压价格。

如果说，真能用一种定死了1000文顶一两银子的小钞，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事。

只是……

“爱卿也知蒙元、前明纸钞事。恐百姓一时间不敢相信。若不强兑，百姓还是更喜欢铜钱；可若强兑，又恐闹出许多乱子。”

刘钰见皇帝还是有些犹豫，赶忙道：“陛下，此事非是小事。日后贸易日多，白银日入十万两不止，但钱银兑换，现在依旧是年年升高。按说白银日进越多，钱价该越贵才是，可恰恰相反。”

“西洋有哲人马氏言：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了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替代、银终为金所替代，尽管这个顺序与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是相抵触的。”

“又有人言，在世界市场上，一切货币便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姿态出现……本朝的铜钱在海外贸易里无法做钱用。”

“这钱好劣不一，价值又常变动。若是以往还好，现在对外贸易日多，影响巨大，若不未雨绸缪，恐出大乱。”

“那西洋的波托西银矿，随随便便就采银十亿两有余。银多，来本朝的便多。”

“可若是西洋人互相开战，少买本朝货物呢？银便一下子断绝了。”

“银倒还好说，但恐这钱兑银，要出大问题。世界市场的白银变动，影响对外贸易，那都是大买卖，倒好说。但钱银兑换，涉及小民，那才是大事。”

刘钰时常引用西洋人马氏的话，皇帝听过不止一次，亦不知此马氏为何人。

但这番话，皇帝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大顺有个现成的例子。

那就是日本的宽永钱。

只要来到大顺，因为含铜量高，来了就被融。作为制钱，确实在两国贸易的时候，只能做贵金属用，而不是钱来用。

刘钰引用的这番话，无非也是说，不管是百姓还是商人，更喜欢银子而不喜欢铜，不得已而用之。

可这种心态，会让银价逐渐提升，大家都喜欢银不喜欢铜，也就导致每年这么多的白银涌入，大顺的银钱兑换价依旧在缓慢上升，而不是简单的白银多了铜钱贵了。

既是打开了国门做生意，就不得不考虑白银涌入的影响。刘钰说未雨绸缪，便是说真要到出了事的时候再解决，恐怕就不好解决了。钱兑换价一旦变动，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至少对大顺来说，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事，行政效率太低，皇权根本不下县，推行下去见效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