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

理论上，朝廷缺钱了，也可以加税。

但大顺有明末PTSD，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辽饷”、“练饷”、“剿饷”可谓是“记忆犹新”。

太明白这种加税，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

英国可以收窗户税，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上面收200万两，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

所以，这种理论上的事，大顺不敢用。

既如此，加税不行、国债不能，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

然而，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皇帝的养猪政策，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可替代的“紧急财政”来源。

这里面，就有一个“盐政改革”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

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所有方案，都能保证一件事：盐税不会比之前少。

但所有方案，都没解决一个问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改盐引为盐票，不再垄断，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

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平均下来，一年一二百万？

但关键就在于这个“紧急”、“平均”的区别。

今年无灾、不打仗，也用不着盐商报效，财政基本不缺钱。

一旦今年大灾，打仗，才需要报效捐献。

崇祯十三年的500万两白银，及得上每年多收50万收275年。

大臣们给出的方案都很好，也完美论证了各种好处，唯独就没说紧急财政的情况。

现在，刘钰把这个问题给悄么声地解决了。

海军一兴，解决了漕运的根本问题，海运难度从来不是问题，蒙元就能玩明白的东西；海上袭击风险和被切断南北联系导致财政崩盘中央集权崩溃，才是大问题。

外贸一兴，解决了盐政的根本问题，盐税从来不是问题，所有改革没有说废除盐税的，都在保证盐税不会少；紧急财政需求下的筹款，才是大问题。

外贸海商“当猪”圈在松江府。

他们可未必比盐商“穷”。

除了松江府猪圈里的猪外，还有前一阵齐国公从荷兰带回来的700万两白银。

大顺……借的起国债了！

刘钰明确告诉皇帝，这借来的钱，根本不用还本金。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只要那是支付利息，下回都能降到5%的利息。

应该说，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内，欧洲的贷款利息，也就基本保持在5%上下的水平了。

这也得感谢20年的那场波及整个西欧、连续爆炸了两个泡沫经济危机。

虽然说，像郁金香泡沫一样，经济上的泡沫和炒作没啥太久的记性，但这时候“井绳”个三五十年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着这两场泡沫爆炸带来的影响，应该说，三五十年之内，还没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样的投资，能够吸引和容纳足够的资本。

大顺这边只要能保证5%到7%的年息，贷款是绝无问题的。

而且凭借大顺的体量这么大，借国债最怕的打败仗还不起钱，只要体量够大，只要还是那个欧洲所认为的“超越了理想国、乌托邦、大洋城”的完美的、道德哲人王所统治的国度，借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再者，大顺不但借的起国债了，而且刘钰还在松江府搞了银行，或者叫“钱庄”，将外贸白银强制性地储存起来。虽然保证1:1的发行，随时可以兑换。

但是，这玩意儿，平时用不着，一旦需要的时候，真到需要“问亲戚国丈大臣借几百万两不然要亡国”的时候，管他呢？

直接先把白银挪用，只要松江府那两万驻军还在，难不成号称“固若金汤”的银行金库真的就固若金汤？

除了上诉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大顺实行的深入加强版的一条鞭法改革。

虽然一条鞭暂时还只是在苏南地区实行，但在别的地方，作为前序的人头税改革也已经拉开了帷幕。

几乎算是说，一夜之间，大顺蹦出来了许多人口。

很多根本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之前人头税存在的缘故，用各种手段隐匿了。

这也导致大顺的人口统计数据迅速更新，而人口统计数据，又是和盐引数量息息相关的。

盐，不是地瓜、土豆、小麦、大米。只统计小麦大米产量，要考虑吃地瓜吃土豆的人。

卖大米不会认为人口激增就增加，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吃点地瓜啥的混着活下来就是了。

可盐不一样。

吃地瓜、吃大米、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勋贵皇帝，都得吃盐。

氯化钠面前，人人平等。

人口一多，这盐引的数额也得变。

再配上本身废漕改海导致的巡查缉私的路线都要变动。

虽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只是盐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但这两个次要原因凑在一起，也正好推进了这一次皇帝对盐政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