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