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真是国家大略的话，至少在皇帝死去之前，貌似不用担心太多。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天底下，除了曲阜孔家，哪有二百年不倒之大族？

“国公且放心，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我们这般做到百十万身家的，亦算是商贾中的‘进士’了。该有的脑子还是有的。”

“我们也想了，真要是‘逆天而行’，指不定哪天财产就被助捐了。如今既是能赚钱，又可为武皇开边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何不肯？我们也是识抬举的人呐。”

刘钰笑道：“如此最好。也省却许多麻烦。朝廷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不讲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种道理。总之，让钱动起来，你的钱才安全。”

“我带你们来南洋，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陛下要幸松江府，接驾之事你说你们是不是得出钱？便是就算陛下非是那种铺张之人，官员也不摊派，你们说你们自己出不出？”

“陛下的意思，便是那扬州盐商的钱，赚的是百姓的。这松江府的商人们，赚的是倭国的、西夷的。其中之别，是要分清楚的。既如此嘛，有那接驾的钱，倒不如多迁一些百姓往南洋。”

“所谓，救急不救穷。这捐几个钱、蠲免、救济，是为救急；而使之迁南洋，是为救穷。”

商人们闻此一说，赶紧流程性地冲着北边流涕感激口呼万岁。

走完了流程，商人们心里也算是踏实了。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两淮的盐商尿不到一个壶里，朝廷对他们和两淮盐商也是区别对待的。

历史上盐商肯定是富得流油的。原本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六十年时间，根据约算统计，两淮盐商的纯利润，包括盐场场商和运商加在一起，最高估计有5亿两，最低估计也有2.2亿两。平均下来，一年六七百万两白银的纯利润是有的。

按照估算，年运行成本大约是1600万两白银左右，最低估计的利润回报率，也在年均40%左右。

大顺的人口增长更多一些，盐商的收益只高不低。

这种属于官方的消费税的行业，肯定和官府关系密切，一般人也没机会干这个。大顺吸取了前朝藩王的教训，对盐引问题管的还比较严，使得盐商赚的也确实更多。

但赚得多，而且这种钱属于是朝廷让你赚的，这就必然导致盐商需要经常性地“报效国家”。

自愿的、非自愿的、自觉不得不自愿的……总归，每年百十万两银子是得出的。

若是赶上了灾年、修水利之类，出的更多。

这是没得商量的事。

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相对两淮盐商来说，属于暴发户。是近些年忽然冒起来的。

之前当然也有对外贸易，但之前没有形成这种垄断式的规模。再加上奥斯坦德事件之后，包括荷兰在内才大规模在岸上开办商馆、发展直航贸易。

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

而刚开始兴起，就被刘钰用股份制的形式，来了场快速的大鱼吃小鱼，基本完成了对外贸易的“非行政授权的”、经过“充分自由竞争”的垄断。

很多跟着刘钰起家的商贾，现在身价百万有余，可二十年前也就是个几万、十几万两的身家。

他们崛起的太快、太突然，刘钰又一直在朝中撮合，使得朝廷从一开始就尝试转变一下思路。

并没有采取薅羊毛的方式，皇帝也允许让刘钰尝试引导这些暴发户们将用于拓边。

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刘钰鼓捣这些年，基本上这些外贸商人，也最终会盐商化。

或是成为朝廷的金库，或者每年需要按时报效国家。

现在刘钰把盐商搬出来作为比较，又拿皇帝南巡问题说事，只是希望商人们的脑子清醒一点。

反正朝廷是要下南洋的。

朝廷没钱，你们有钱。

你们要是不下南洋，朝廷非要下南洋，朝廷又缺钱，但是朝廷有枪。

刘钰也是在吓唬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开拓本身就是违背了大顺的历史惯性和常识的。

面对西洋各国，采取坐地收钱的十三行模式，才是朝廷惯性下最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

刘钰希望这些商人能够明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不想当整天被朝廷薅羊毛的盐商，那就做点让朝廷感觉你们还有用的事。

皇帝不喜欢钱，对钱没有兴趣。只是皇帝要干的许多事，需要钱来推动。这些商人要搞清楚，如果能用钱把皇帝想干的事干了，皇帝也未必非要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把钱收到内帑和府库里，然后再花出去。

想保持这种盈利比盐商有之过而无不及、但是朝廷并没有像对待盐商那样对待松江府新兴阶层的状态，就必须办一些事。

开发南洋这件事，算是新兴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一种不可明说的君子协定：不劳陛下脱裤子放屁把钱收到内帑府库再发下来办事，我们会“自觉”地办成陛下想办的事，而且效率更高。

皇帝允许他们在其南巡的时候去南洋，就是皇帝的表态。

而松江府大营的两万野战部队驻军、商人完全不能插手的威海卫天津卫舰队，就是此协定的监督人。

当然，此君子协定的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