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

从当年的“帝不甚暗”开始，对前朝也不甚抹黑，甚至主动擦屁股，洗白。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冲南不冲北、保漕不保民”的情况？

谈道德，那就没有大错、小错，只有对与错。

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君子远庖厨”，“假装不知道”，“非朝廷不爱民，实在是朝廷不知道，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然而不知道”，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最为流行的做法。

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这事就不能深究。

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别幻想了，没用。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好处你们拿了，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我们是不会做的。

所以内帑、勋贵、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那碍于朝廷颜面，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

你要非说有，非要点破这件事，那你出钱——或者，不出钱也行，出六政府、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加派、助捐，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

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无奈自嘲道：“是故，韩非说：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正是这样的道理啊。是我异想天开了。”

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忙道：“国公心系百姓，关心则乱，这是好事。只不过，国公久在军中，或与商人打交道。这地方上的事，着实难办，与军中、商贾大为不同。”

“非我等不办，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国公素有智谋，或可以不寻常手段解决，亦未可知。下官只是说，以下官愚钝的思虑，所能想到的两个办法，都各有利弊，做起来极难。倒不是说这事就一定解决不了，只是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已。”

给刘钰足够的台阶后，刘钰本想着趁机说说人口买卖的事，但想了想，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

广东节度使滑不留手，除非自己公开说，鼓励变种的人口买卖，把大锅背起来。

否则只要澳门的三个案子办了，广东节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这种违背大顺政治正确的话，刘钰也没法说，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惩治葡萄牙和英国商人的节骨眼了。

而且，刘钰觉得，就算说了，以现在看来这滑不溜秋的广东节度使，也肯定是面上点头，心里却琢磨着只要皇帝没松口、没用公开的文书支持，自己也不会办，免得沾上事。

这时候不好说什么，也只好又回到了审讯的地方。

几个卫兵早已经动手，把那个鸦片贩子的舌头戳烂了，拖到了后面。

刘钰又叫人提审了其余几个数额较大的，这回倒是没有刚才那个鸦片贩子那么“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必死，但必死，和死前受非人的折磨，还是不同的。

几套刑具一摆，才上到夹棍，一个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了。

刘钰来之前，广东节度使牵头，已经审过了。

但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和刘钰想要的方向，还是有偏差的。

刘钰审问的方向，主要还是葡萄牙人、英国人那边的情况。问上线为主，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借机搞葡萄牙和英国商人。

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主要还是下线为主。因为广东节度使的目的，是揪出来罪犯，真正的治理鸦片问题，防微杜渐。

审问的结果，也和刘钰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

纯粹走程序正义的话，英国东印度公司还真是没法弄：按照供词，确实有英国货。英国货，也确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会用自己的船装，而是让非公司的商人装货。

而且，在给他们货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写一份“声明”，声明这些鸦片不会往中国销售，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售卖和抽。

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是往中国卖的呢？呵……

葡萄牙这边就简单多了，几个主要供货商都是葡萄牙人。而且葡萄牙没有一个实体公司，都是私人行为，从理论上说，私人行为不牵扯国家，不能说因为一个某国人犯罪了，就彻底禁止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本国。

这就是葡萄牙和英国，此时在鸦片贸易上的最大区别。因为英国有个垄断的公司实体，非公司员工很难参与东方贸易，一旦被抓到，那就是公司实体的责任，完全可以把公司禁了。

然而，这都不是问题。

因为，大顺的法，和他们的体系完全不一样。英国人始终没明白一点，皇帝说你们可以贸易，你们就能贸易；皇帝说你们不能贸易，你们就不能贸易。至于你们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根本无意义。

大顺没有《航海条例》之类的东西，但若需要，皇帝写几个字就行了。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