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港口处，在巴城有头有脸的华人代表在这里翘首以盼。

香炉、香案、香车之类的迎接钦差的必备之物，都已经准备停当。

只不过这里面的多数人，对于朝廷派钦差前来，只能说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既不激动，也不抗拒，想象中箪食壶浆见王师而来痛哭流涕的场面，至少现在不会出现。

都说南洋的华人富庶，这话说的既对、也不对。

对，是说巴达维亚一共21种包税，华人包了18种；巴达维亚一共200多个糖厂蔗部，华人拥有195个；巴达维亚从大米到鱼虾、从烟草到酒水、从酱油到针头线脑、从赌场到妓院，几乎全掌握在华人手里。

只要巴达维亚城外的华人，不算人，那这句话就是对的。

但如果城外那些在甘蔗园、香料园做奴工的华人也算人的话，乌衫党、无裤汉也算华人的话，这就不太对了。

朝廷这一次是拿了钱，替交不起人头税的华人交了三年的人头税。

现在心向朝廷的，是城外的华人，但城外的华人并没有来迎接钦差的资格。

而对城内的华人而言，朝廷既没有帮他们交人头税，又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当然不知道刘钰将一场大屠杀化为无形，自是对朝廷的感情不深。

大顺内部有句话，叫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老爷。这话在大顺说，就对的不能再对，钱从地来，控制的土地就是铁打的。

但在巴达维亚，这话就不太对。最起码，朝廷没有表态说，如果朝廷下南洋，依旧采取荷兰旧制，制度百年不变。

缺了这句表态，包税的上层华人对大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大顺的税收制度，可不是包税制，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天朝，对于地头蛇向来是要狠狠打压的。

大顺确实惹不起大顺的地主，那是王朝的经济基础，但商人嘛，却绝对惹得起。

同样是钦差大臣，在大顺内部，有资格迎接的，是乡绅。是地主、家里出过科举人才的、或是退休官员，但肯定手里几百顷地是有的。

而在巴达维亚，有资格迎接的，是豪商、包税的、放贷的、跑海的、经营糖厂种植园的。

这就是区别，两边经济基础的区别。

码头上，连富光等甲必丹、雷珍兰，眺望着远处的海面，内心也是惴惴不安。

上一次史世用等人前来巴达维亚，给这些上层华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比如把城外奴工起义，定义为打渔杀家、官逼民反。

这就让甲必丹、雷珍兰们不得不嘀咕。

朝廷说这一次要来宣慰华人、保护华人的权益。

那么，华人利用包税权压榨华人，算不算华人的权益？华人利用人头税漏洞走私华人奴工、压榨华人奴工、敢闹事华人就告诉巴达维亚政府抓走华人，算不算华人的权益？

华人因为包税权被包税的华人过分压榨而渴求少交税给华人甲必丹，算不算华人的权益？华人奴工对压榨他们的华人糖厂老板不满，为了要真钱不要铅币而打砸甘蔗园逼迫给工资，算不算华人的权益？

如果前者是，那么后者就不是；如果后者是，那么前者就不是。

归根结底，朝廷要宣慰的华人，是哪一批？

是包税的、放贷的？

是小手工业者、卖货的、小商贩？

还是城外人头税都交不起、饭都吃不上的乌衫党、无裤汉？

如果历史上的红溪惨案发生了，那么大顺宣慰华人，华人就是一个整体，华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但现在，红溪惨案没发生，只有刘钰知道自己消弭了一场灾难，那些本来会死在惨案中的上层华人不知道。此时华人就不是一个整体。

现在朝廷就来了一句“宣慰天朝海外谋生之民、皆朕赤子、出海求活实属无奈”，又加上上次史世用等人对奴工起义的“造反起家的大顺之特色的政治正确的赞许”态度，也实在怨不得这些前来迎接的华人对华夏的钦差大臣充满忧虑。

终究，大顺是个造反起家的王朝，当初也喊过均田免粮的口号，着实可怕。

茫茫的海面上终于出现大顺舰队的桅杆时，连富光整理了一下衣衫，深吸一口气，与身边的雷珍兰们道：“诸位，此番天朝钦差前来，是福是祸，实在难料。咱们需得齐心，不可各有心思。”

“此番来的大人，名号咱们都听过，那是个狠人，征伐东北西北倭国的大将。听闻此人在倭国就行仁义之政，这对我等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仁义二字，最是深邃。”

说话间，先露出的桅杆渐渐变长，终于浮出了船身，战列舰的巨大船身劈开海浪，朝着港口这边驶来。

比起上一次馒头去斯德哥尔摩乘坐的那艘大商船，这艘战舰带来的震撼更大。

这些曾目睹荷兰人战无不胜的华人甲必丹雷珍兰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世界上有比荷兰的武装商船更可怕的战舰。

战列舰，与warofman出品的七省标准武装商船舰，他们不知道具体区别在哪，但却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大和小。

巨大的舰身，将周边挂着VOC大旗的荷兰船彻底比下去了，带有一种叫人恐慌的威压感。

连富光叹了口气，示意锣鼓齐鸣，准备迎接。

锣鼓声中，连富光与身边几人说道：“此番天朝钦差既来，南洋到底如何，也该明了了。只要情势明了便好，我们也好做些准备。需知日后该怎么办。”

“你我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种时候，可别琢磨着互相坑一把了。有些事，真论起来，咱们都有大麻烦。”

那几个人也都点点头。

他们未必有很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经济学知识，但是一些经验还是有的。虽不成体系，却也能料想到一个情况。

巴达维亚，是一个违背自然法则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首都”，这座城市承载了本没资格拥有的繁华。

哪怕是锡兰的肉桂，明明从锡兰起航直接到欧洲，远比绕回巴达维亚再走要近。

但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之下，锡兰的肉桂也必须要先到巴达维亚，才能分装前往欧洲。

亦或是明明十七人绅士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对华贸易委员会，但巴达维亚的地方政府依旧硬生生拿到了一些船不能直接回去、必须要在巴达维亚泊靠的条件。

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繁华，意味着脆弱。

这些甲必丹、雷珍兰未必懂这里面的道理。但大顺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澳门。

他们目睹了由盛转衰的全程。

从前朝禁海时候垄断对欧贸易的繁华、到现在大顺允许岸上贸易导致出口港北移、如今混成了一个靠走私人口的奴工的城市，这不能不让这些扎根在巴达维亚的上层华人忧心忡忡。

若是朝廷下南洋，旧港宣慰司、或是马六甲，无疑才是最适合的南洋省会。

巴达维亚可能要重蹈澳门之覆辙，逐渐衰落。

这些人在巴达维亚有地产、房产，各种产业也都是和巴达维亚的繁荣息息相关。

即便从这一点上，他们也不希望朝廷的动作，导致南洋出现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