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世用又冲着北边拱了拱手道：“我太祖皇帝，起义兵而有天下，这就是因为前朝不修德，举国皆敌。既说那些人作奸犯科，需要先想想，为何他们在天朝就是良民，到了这里便要作奸犯科？”

“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亦或，尔等不修德政，压迫甚重，乃至其不得不反？你们到底做了什么，逼迫的天子赤子竟要做出起义兵的事？”

“天子命我前来，正是要问个清楚。”

大顺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这和大顺得国的过程有直接关系。

虽然说其实李家皇帝也不喜欢百姓造反，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事上也只能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

活不下去造反对不对？当然对，不然大顺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李家就是一群反贼了。

但是，具体到大顺这边的起义，那就要具体来说。大顺也不多个蛋，农民起义当然是有的，抽象的肯定之余，具体必然是否定的，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凌迟的也一样不手软。

汉文帝时候，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可以不争论。可大顺这时候儒家已经成为唯一的思想，那就只好搞这种抽象具体的双标。

问题是这里是南洋，不是大顺。华人造反，皇帝手里有海军，自信将来控得住，这时候自然肯定是要先问一问巴达维亚政府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以至于同舟皆敌？

这话还是在天朝的那一套框架内说的，连富光等人听得懂，也觉得这么问很正常，甚至正常的思维都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这一套框架，历朝历代说都没啥问题，只要控制在“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角度上，各朝对“鼓动造反”的书、戏文一般都是相对宽容的。

但宽容的前提，是不能触动制度本身，是要在制度框架内，适当允许杀个贪官污吏，等着青天大老爷或者钦差大人来查案。

反框架本身，不允许。在框架之内追求框架内的正义，允许。毕竟陈涉还是《世家》、黄巢也有《列传》，这属于官方认可的王侯将相级别。

史世用本就不是科举出身的，也不是读过太多书的，今日来听到城外有人起事还干掉了十几个荷兰人，内心自是赞许这群人果然有种。

瓦尔克尼尔只好解释了一下，说这是征收人头税引起的。

史世用哈哈一笑，和身边的人道：“我读书少，倒是想起了一段戏文。”

随后笑着念白道：“我来问你：这渔税银子，可有圣上的旨意？”

跟在他身后的副手也不是读多少圣贤书的，这年月也没太多的娱乐活动，这种经典曲目，当真如同样板戏一样印在骨子里的记忆，下意识地接道：“没有。”

“户政府的公文？”

“也没有。”

“凭着何来？”

“本县太爷当堂所断。”

“敢是吴志球那厮？”

“要你叫太爷！”

“吊！你回去对他言讲：渔税银子，免了便罢……”

“要是不免？”

“大街之上，撞着于俺，俺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泡烧酒喝！”

身边的一个随从也跟着凑趣，尖着嗓子细声道：“女儿家不好杀人。但爹爹杀人，孩儿站在一旁，与爹爹壮壮胆量，也是好的……”

念白罢，几个人便吼了几句秦腔的《打渔杀家》，列阵的士兵自是听得懂，齐声叫好。

写水浒后传的陈忱，明末顺初的人，大顺自是有《水浒后传》的，只是后半段略有不同。

历史上的版本里，是“赵良嗣向宋王献【联金抗辽】之计，引起后患”；而大顺这个版本里，是“蔡京向宋王献【联金灭寇】之计，引起后患”。那贪官恶霸的名字，也从吕志球、丁自燮，改为了吴志球、洪自燮。

瓦尔克尼尔虽不懂这戏文的背景，却也不是傻子，自是听得懂这里面的逻辑，把渔税完全可以无缝切换成人头税。

又心道这果然是个野蛮的民族，他们的戏剧里居然鼓动女人也杀人……

史世用唱完心中舒畅之际，笑道：“这不就是个《打渔杀家》、官逼民反的故事吗？我问你，这人头税和拘留证税，可有荷兰国王的王命？”

瓦尔克尼尔心道荷兰现在没有国王，却不好解释，只好道：“没有。”

“可有荷兰户政府的公文？”

瓦尔克尼尔心道巴达维亚不归七省管，是公司财产，财政大臣算个屁？

“也没有。”

史世用几乎还是刚才兴起时候唱戏的神情，问道：“那凭着何来？”

“前几任总督的命令。”

“这就是了。既没有国王的王命，和没有户政府的公文，这税就不该收嘛。我看，这丁税银子，便免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