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我们的阿维德大人的外交政策，是软弱且愚蠢的。国会里像他这样腐朽的人太多了。”

“如果我是国务大臣，我会答应顺帝国的许多条件。有芜菁吃，也比饿着肚子强。”

卡尔很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卡尔爵士，东印度公司也认为国会的一些外交政策，过于温和。至少，对东印度而言，海外的利益，没有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盈利的。与其叫东印度公司，不如叫瑞典中国公司。这是现实。”

“对于英国和荷兰，虽然我们欠荷兰人不少债务，但您知道，荷兰人做生意很讲信誉。当年荷兰和西班牙、法国打仗的时候，只要给钱，荷兰商人是可以把粮食和火药运到法国人的城堡里的。”

“即便我们扩大业务，会引起英荷的不满，但……但事实上，您也知道，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从组建的第一天开始，英荷就是不满的。我们给英国的外交照会，英国根本没有拆封给送了回来；荷兰人也差不多。既然他们已经不满了，那么我们再扩大一下业务，也没有什么问题。”

卡姆比尔站在商人的角度上，冷静的分析了一下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处境。荷兰人的“讲信誉”在欧洲还是很立得住的，就算立不住，有了顺帝国商人的资本，完全可以连本带息地将荷兰的债券偿还。

当然，最好不还。欠钱的是大爷，欠债越多，荷兰动手的顾虑就越大，要是还了本金，反而让荷兰人少了顾虑。

而且东印度公司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两点。

资本少，船少，运的货少。

在中国，被在那里根深蒂固的荷、英、法、西、葡打压，拿不到上等茶叶和瓷器。

大顺商人如果可以入股，确实能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不管是荷兰盾，还是西班牙银元，在广东、福建，存量都不比加的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少。

去年商船的订烧瓷，也表明了在大顺做生意，有官方背景的，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让你拿到货你就能拿到货，让你拿不到货你就拿不到货。

这些问题，他和那些不怎么太过愚蠢的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清楚了，现在也需要向眼前这位很可能执掌国会的人说清楚。

这也不是说给卡尔明白的，而是让卡尔在国会中，接受质询时候的说辞。

“考林爵士，你的话很有道理。中国贸易的利润，不应该被英国和荷兰垄断，瑞典理应分一杯羹。而且，这和我们的激进的重商主义政策不矛盾。只要你们保证，不会将中国的纺织品在瑞典销售，我想这应该是国会授予你们的唯一底线。”

“至于其他，您作为商人，商人的第一目标是追求利润，而且您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和第一股东，我想您在谈判中完全可以清楚地取舍利益。”

“国会应该支持，而不是应该反对。”

话尽于此，卡尔也不能说的太明白，毕竟他还不是国务大臣，他的激进派还没有控制国会。

但他已经给出了卡姆比尔底线：只要保证纺织品不在瑞典销售，剩下的都能谈。

“不过，一些国会议员们的利益，或许会受到一些损害。这或许需要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个，或许也应该作为一个和中国人谈判的条件。”

卡姆比尔完全听懂了。他盘算了一下，今年国会要开会，激进派很有可能大获全胜，那么旧的国务大臣给自己的那些模棱两可的底线，自己完全不需要听。

一朝天子一朝臣。

眼前这位最可能的新国务大臣，已经给了自己新的底线，这一次中国之行也就轻松多了。

那么，剩下的，便是行贿了。或者说，叫游说。

结束了这次谈话，卡姆比尔再度约见了馒头，隐晦地表达了一下条件后，他又立刻返回了哥德堡，解决股东们的最关心的分离对华业务的股权分配。

馒头还不能立刻返回哥德堡，他来的时候，是带了一些礼物给瑞典国王的。

天子既然知道这事，礼仪之邦嘛，就不可能让他们空着手来，自然是赠送了一大堆的礼物，所以他要在这里等瑞典国王的还礼。

天子送的礼物，有贵、有重。

贵者，首先要符合礼制。天朝可不承认瑞典是帝国，依照郡王礼，紫檀木漆器为顶，白玉青玉的一些礼器都是单的，估计瑞典人也不懂，可能也不觉得值钱。

重者，则是瓷器、丝绸、茶叶等三件套，这些在瑞典都能卖上好价钱，瑞典国王肯定是还相应的礼物。

好在瑞典国王是神罗的黑森伯爵，领地不少，不至于拿不出相应的礼物。

在等待瑞典王凑礼物的时候，两对精美的青花敞口壶、四匹上等的倭缎、二十柄对日贸易积压的扇子、两口倭刀、一套朱漆菊瓣儿盘、六团普洱茶等等礼物，被送入了卡尔·吉伦特博格的府邸。

除了这些礼物，还送了一张价值两千两的代金股权，表示将来在中国入股的时候，卡尔的这一份会直接入股到瑞典东印度公司中，股息就作为他退休后的年金，可以直接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大楼取息。

不怕送礼，而是怕送礼找不到对的人。看来，这个卡尔·吉伦特博格，是个值得送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