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十七年的大年初一，系统城镇中心的升级的进度条终于填满，达到了从殖民时代升入要塞时代的要求。

升级完成之后，系统的人口上限提升了十倍，从两千人达到了两万人。

从莱州府抄没的钱财，以及从海贸中得到的钱财，足以支撑沈墨用完这两万个名额。

沈墨一口气将两万个名额全部用完，最终经过整编后，分成了两个营的人马，一个为虎贲营，一个为龙骧营。

这两个营每个营有七千五百人，加起来就是一万五。

每个营除了原有的长矛兵、弓箭手以及弩兵以及辎重营之外，还多了一个炮队。

炮队装备的武器是可以用于野战的轻型火炮鹰炮，其实就是一种射程近，机动性强，适合随军行动的前装滑膛炮，口径比较小，适合对付步兵。

另外还多了一支掷弹兵部队。

这些掷弹兵每个人身材都非常的高大强壮，身着重甲，配备长刀，腰间挎着两个大大的皮袋子，里面装着可以用来投掷的陶瓷炸弹。

这些陶瓷炸弹里面装填了铁砂以及碎瓷片，战斗的时候，士兵点燃炸弹外面的火绳，然后等待火绳快要燃尽的时候奋力扔向敌军之中，里面装的黑火药被引燃爆炸后将那些铁砂和碎瓷片等填充物喷射出去，给敌人造成杀伤。

这玩意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明军里面也装备了不少，被士兵们称为“万人敌”。

黑火药威力不足，所以杀伤力其实也有限，跟后世的手榴弹手雷可没法相比。

而且由于工业水平的限制，没办法大规模使用铸铁来制造弹体，所以现阶段只能是陶瓷制造的炸弹。

为了造成更好的杀伤，所以这种炸弹都造的比较大，里面填充的黑火药也比较多，所以就需要身强力壮的士兵才能更好地投掷。

因为还需要点火，再加上个头大，每个士兵能够携带的炸弹数量也不会太多，所以往往在投掷几个之后，掷弹兵们就要拔刀跟敌人近身肉搏，所以他们都要身着重甲。

里面一层棉甲，外面还有一层锁子甲。

除了两个步兵营之外，沈墨还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骑兵部队，命名为天马营。

天马营的骑兵一人双骑，除了配备马刀之外，每个人还配备了一张骑弓，一壶箭，一柄手弩，以及一把铁骨朵。

既可以近战，也可以远射，还可以用铁骨朵来对付那些身着重甲的敌人。

沈墨倒是很想给他们一人配备一般手铳用来增强近战突袭能力，但是奈何估计要到城镇中心升级到了工业时代之后才能制造手铳。

若是自己组织大明的工匠们制作，又太耗时费力，根本不划算。

一支精锐强大的骑兵部队，除了骑兵本身之外，还要给他们配备一支配套的后勤部队。

所以沈墨又给天马营配备了一支一千人的后勤队，平时负责帮助骑兵喂养战马，维护武器。行军的时候帮助携带武器，牵引备用战马等工作。

必要的时候还会补充上去作战。

这样才能够保证骑兵们能有更充足的体力去上阵厮杀。

算是后备骑兵吧，还能当做预备队使用。

还剩下一千人的名额，沈墨留下了两百人在自己身边听用，其他的全部交给了项元忠让他来充实悬镜司。

悬镜司的要求绝对的忠诚，能力可以培养锻炼，但是忠诚却是最根本的。

只有绝对的忠诚，才能确保自己听到的消息是准确的。

要做任何事情，耳聪目明都是最基本的前提。

现在沈墨拥有了两万的嫡系部队，再加上各县的守备军，总兵力也超过了三万。

不过沈墨这次对付刘泽清，没打算动用各县的守备军。

他们训练的时间还太短，战斗力还不足，用来剿匪还凑合，但是用来对付刘泽清这样的地方军阀的部队，还有点不够。

如果初战伤亡太大，会影响到以后的训练热情。

所以沈墨下令让各县守备军谨守各自门户，然后每个营选出一支小队来跟随主力部队来观摩学习。

就是想让他们看一下自己嫡系的真正战斗力，以增强他们的信心。

在做好了这一切后，沈墨让虎贲营继续镇守青岛湾，自己带着龙骧营和天马营攻击一万多人出发，来到了临沂等待着刘泽清的到来。

刘泽清治军的本事比杨文学要强了一些，虽然也做不到沿途对百姓秋毫无犯，但是行军的速度倒是比沈墨想象中要快了一点。

在离开济宁半个月后，刘泽清带着他的两万人马来到了临沂，并且碰上了早就严阵以待的沈墨。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刘泽清这样的人，就是没脸没皮的。

家国大义对他来说根本不在乎，所以能治他的只有手中的那把刀。

显然，崇祯手中那把刀不好使了。

现在，这把刀握在了沈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