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训前一刻还在堂中苦口婆心劝告雍王相忍为国，然而下一刻就纳头便拜，其态度转变之快简直令人咂舌。

在堂同行诸朝士们见到这一幕后，虽然神情略显尴尬古怪，心情也复杂至极，但却并没有因此而觉得李思训趋炎附势、全无底线筋骨。假使易地而处，换了他们自己面对雍王的连番诘问，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神都革命、圣人履极以来，这两者可以说是殊无建树。

此前为了维持朝局的稳定，削减边患的压力，割陕西授给雍王，西面征戎诸事一应付之。而朝廷真正所主导的战事，年前突厥南寇，以河东诸州为无人之境，任性往来。虽然仓促聚集十万大军，但唯是望风而饱饮膻尘，全无功绩可夸。

突厥退走之后，更进一步的征伐计划还未实施，作为计划中反击突厥力量一部分的契丹又叛乱于东北。如何定乱还未议定，接着又爆出欲与突厥议和的丑闻，以致河东民怨沸腾、海内为之哗然！

戎事已经一塌糊涂，至于祭祀则就更加的一言难尽。最初是因为革命新成，时局动荡不安，甚至就连西京长安都被乱民所占据，面对这样的情况，朝廷中枢自然不可能仓促西迁。

接下来长安动乱虽然被快速平定，但却又边衅频生、关西战事不断。再加上当时掌权的宰相李昭德、狄仁杰等都不希望朝廷中枢过早的迁回长安，事情也就此搁置下来。

而当李昭德、狄仁杰相继淡出时局之后，朝廷内部虽然也有了明确的希望重返关中的声音，但行台早已坐大，成了一个独立于朝堂之外的强大势力。

抛开这当中种种曲折不谈，皇帝履极以来，始终无临关中故业、不曾亲谒皇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今雍王据此发难，在场众朝士们也颇有无言以对之感。

李思训除了当朝宰相之外，更有一层宗家耆老的身份，面对这一问题，所感受的压力自然更大。雍王以此问他，可以说直接将他挤兑进了墙角中去，不再有转移话题的余地。

若朝廷还有足够的力量遏止雍王东行，这个问题自然不成问题，皇帝与朝廷又何惧返回关中。若朝廷无阻此势，那李思训胆敢施加阻挠、无疑就是宗家败类、社稷罪臣、名教之贼！

朝廷眼下是个什么情况，李思训身为宰相当然明白。特别是在惊闻狄仁杰死讯后，只怕实际的情况较之他所知还要更加恶劣。

面对雍王如此逼问，他的坚持可以说是全无价值、甚至除了给自己招来灾祸之外，已经全无意义。

见李思训还算识趣，李潼也点点头，抬手示意其人归席继续谈话。从现在开始，他这番东行便进入了第二个步骤，那就是迎皇统重归关西、重修礼祀、以正国本！

“斗胆请问殿下，狄公薨于汾州，究竟是……”

李思训归席后便又壮着胆子询问道，新年以来朝局变幻过于幽深晦涩，甚至就连他这个宰相都有许多触及不到的隐秘存在。

比如说这一次突厥请降，就是在雍王于长安斩杀突厥使者并率军东进之后，神都朝堂中才得知这一消息。甚至就连李思训这个宰相，在此之前都被蒙在鼓里。

这件事如果要作深究的话，那意味着皇帝连满朝臣员都不再信任，神都朝堂即刻便要崩溃。所以此前论事的时候，朝臣们都是极为默契的避开这一点，不敢揭开这最后一层遮羞布，只是着重于商讨如何阻止雍王东行。

至于狄仁杰北行，究竟只是单纯的安抚河东情势、还是兼领与突厥议和事宜，这自然也说不清楚。

听到李思训的问题，李潼眸子一黯，继而说道：“汾州传告，言狄公病卧灵石驿、悬梁自尽。但狄公社稷老臣，食禄近甲子之久，名满天下，既受命而出，又岂会、岂敢作自弃自毁之想！此中必有隐情，唯今社稷所重需明正礼祀，大事克定之后，再严查此中凶隐！”

有关狄仁杰之死，李潼所知同样不多，但他并不相信或者说不承认狄仁杰是自杀这一说法。无论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他都会追究到底，只是事分轻重缓急，在正式抵达神都之前，别的事情都要先放在一边。

李思训等人听到这话后，心中不免微有凛然，雍王如此严肃表态，就意味着未来都畿之内一定会因此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这样强硬的态度，的确让人心生畏惧，但除此之外，又隐隐有几分安心。特别是跟此前朝廷处理崔玄暐一事相比，自有高下之判。所谓兔死狐悲，谁也不愿自己一条性命丢得糊里糊涂、不了了之。

回答完这个问题后，李潼便又问起当下神都情势如何。李思训等人既然已经投向了雍王，自然也就无谓再作隐瞒。而且雍王既然敢率军东出，对于神都局面肯定也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了解，眼下再问，无非稍取互补。

李潼静静的倾听着李思训等人的讲述，大的趋势上与自己所了解大同小异。因为他出兵一事，如今整个神都已经混乱至极，人心浮躁，几无秩序可言。朝会已经完全停止，皇帝只在深宫不出，除了有限的一些宰相并重臣之外，已经完全不见外臣。

听到这里的时候，李潼眉梢不禁一跳，心里生出几分不满。如果说此前行台与神都之间的矛盾还仅仅只在于权势之争，他对他四叔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偏见，那么现在则就是真的有些不爽了。

人生在世，从来也没有一帆风顺，困难在所难免，或是无计可施、或是一通乱忙，但最不可取的人生态度无疑就是消极怠事，占着茅坑不拉屎。

特别他四叔如今仍然还是大唐皇帝、天下之主，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非但不积极的想办法解决，反而干脆窝起来逃避问题，实在是有欠担当。哪怕是寻常人家，一家之主这样的态度都会让人看不起，更不要说一个身当社稷之重的皇帝！

李潼有这样的感受，也不仅仅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基本的人生态度与他四叔不同。虽然说他四叔所面对的困境与承受的压力都是由他施给，但他之所以统军东来，本质上也是为了与整个朝廷进行对话，寻求解决当下困境的一个方案。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夺取大位，李潼大可不必更作粉饰。他之所以只率少量精兵东行，并且在不同的阶段提出不同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为了能够相对平稳的完成权位的递交，尽可能保持朝廷权力结构与元气，以应对接下来将要席卷整个河北的契丹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