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会根据各自的经历，对不同的地方怀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份情感还不只是体现在情绪感受方面，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状态。

比如太皇太后对洛阳的喜爱就远远超过了长安，原本在长安准备启程时，太皇太后的身体状况仍然很不佳，圣人甚至担心她能不能撑得住长途远行而犹豫该不该带上太皇太后同行。

可是随着正式踏上行途，太皇太后的精神状态却日渐好转，特别在抵达洛阳、重新见到熟悉的人事风物后，太皇太后更是完全没有了衰病模样，精力也变得更旺盛起来。

不同于他奶奶对东都的别样情感，李潼对洛阳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虽然理智上而言，河洛是较之关中更加适合作为大唐的统治中心，但在感情上来说，长安在李潼心中的分量仍然远远超过了洛阳。

实在是洛阳这座城市并没有给李潼留下什么美好的体验与回忆，最初来到这个世道的战战兢兢，同武氏诸王争权夺势的步步为营，以及靖国时期收拾他两个活宝叔叔烂摊子的焦头烂额。

虽然如今他已经是一言九鼎、大权在握的大唐皇帝，但这些过去的记忆在他脑海中却并没有遗忘掉，虽然平时并不会体现出来，但潜意识里对洛阳、特别是大内太初宫还是隐隐有所抵触。

驾临洛阳的时候，除了大朝会并其他一些盛大的礼事场合，他很少会留在太初宫，平常时节更乐意在上阳宫起居办公。

或许未来当他年老志衰时，也会像他奶奶一样沉湎于对旧时光的追忆，会特意抽出时间来去游览他往年所居住的太初宫西夹城、仁智院等故地。但是眼下，则就实在殊少这样的情怀。

凭心而论，洛阳的居住环境要远比长安优越得多，特别是依临洛水、夏日的上阳宫，风光秀丽、水汽充沛，全无长安龙首原上的酷热干燥。

对于圣人再次驾临东都，洛阳民众们也报以热情的欢迎。除了万众出迎圣驾入城，寻常时节也常有民众聚集在天津桥南，远远瞻望再次变得人气活跃的洛北两大宫殿。

刚刚抵达洛阳这几天，君臣都在调整各自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并没有立即着手处理军国大事。

公务方面，宰相宋璟早数月便已经抵达了洛阳，百司职事构架已经梳理搭建起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群臣各司其职、入手极快。

可是在生活方面，那就因人而异了。今次随驾抵达洛阳的朝臣较之开元七年那一次要更多，这些人相当一部分在洛阳都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

虽然说朝廷在正式移驾之前也解决了一部分此类问题，但所受关照的毕竟只是少部分在朝大臣，大多数朝士仍需自己张罗筹办。

为了确保朝臣们能够安心定居、专心于工作，朝廷也特意给随驾群臣赐给了一季的禄料。这一笔钱财也是颇为可观，极大的缓解了朝臣们置业生活方面的开支压力。

这一批财货赏赐受惠的也不止在朝的臣员，毕竟他们接受赐物后也要用在市中消费，这就间接的让洛阳行市买卖变得更加繁荣，百业民生都能因此得益。

这段时间里，洛阳市场的承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特别是在衣食等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面对巨大的消费需求增量，洛阳百业行情却起伏不大，特别是粮价，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上，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动用朝廷的力量进行平抑调控。

长安的商贸环境经过数年的发展，虽然也变得颇为扎实，但关系民生的粮价问题却始终存在着，不只每个季节都有不小的起伏波动，还深受各种诸如歉收、运滞等因素的影响，完全比不上洛阳的得天独厚。

圣人六月下旬抵达洛阳，并没有安排重大的朝事会议，只是召见一些河洛地表各行业的代表人物、以示恩恤慰问，给朝廷留下十几天的缓冲时间。

一直到了七月望日，洛阳朝廷的第一次大朝会才在太初宫明堂举行。参与朝会的除了大唐内外文武百官之外，还有六夷胡酋邦主并使者们。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明堂主持大朝会，但每每登临这座宏伟的殿堂，李潼仍不免心潮澎湃。除了感慨于古代的工艺，他自己在明堂凡所经历的人事场景画面也都在脑海中浮光掠影般不断闪现。

今日朝会除了公布朝廷转迁东都之后一系列人事政令的改变之外，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正式公布对漠北突厥牙帐的出征扫荡，朔方大总管张仁愿统率二十万唐军即日北上，同时诸胡藩属助战军伍也将在朝廷的调度之下分批次第北上。

虽然眼下已经不是贞观初年诸事方兴，漠北的突厥余孽也不复东突厥颉利可汗时代的强盛，单凭大唐本身的力量便足以将之扫荡平定，并不需要再仰仗诸胡出兵助战。

但宗藩关系即定，我不需要是我的事情，你不表示则就问题很大。哪怕只是派兵前往漠北旅游一遭，这也是诸胡不可推却的义务，顺便看一看逆我者亡的下场如何。

朝会结束后，圣人也并没有立即返回上阳宫，而是在明堂别殿召见了宋璟等重臣，继续商讨北征诸事细节。

虽然这一场军事行动筹划多时且在今日正式公布，但战争真正要打响其实还要到几个月之后的秋冬之交。

除了大唐的兵马物资向前线调度需要时间之外，也在于突厥特殊的游牧生活习性。春夏之际草原上水草丰盛，四处迁徙游牧，居无定所，极难追踪。

唯有到了秋冬之际，天气酷寒，突厥部众们才会聚集起来，共同抵御天时的变化。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出兵，才能更准确的掌握到突厥主力的行踪所在围而歼之，最大程度的消灭突厥的有生力量，从而毕其功于一役。

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正常的军事筹备与调度之外，还有一项必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联络统合大漠南北诸胡势力，剪除突厥周边的附庸各部，从而孤立突厥、壮大声势。

当年的颉利可汗虽然因为残暴不仁而搞得突厥怨念沸腾、叛者极众，但毕竟还是盛极方衰、震慑力尚未完全消散。

如今的突厥默啜则就远不如当年，三受降城建立之前突厥军众还能屡屡内寇，声势很是不弱。可默啜执掌可汗大位后所发动的第一场战争便以惨败告终，之后更被三受降城攻防体系隔绝出了漠南。

过往数年如果不是大唐忙于内政休养与同吐蕃交战，甚至都不会给默啜留下喘息之机。如今突厥势力还残存多少，那要大战过后才有定论，可若是讲到对外的影响力，那真是拍马都比不上颉利时代。

所以大唐在战前的统合与孤立工作也进行的极为顺利，枢密使郭知运在将诸胡助战势力人员整理一番后便进奏道：“此番征事，诸宾胡凡所助战之众合十五万七千余众，所覆诸胡邦主、羁縻州府共一百八十……”

这个数据早在长安的时候便已经有所汇总整理，转驾东都后又有增加，所覆及的已经不只是大漠南北诸胡部势力，还包括其他各个凡大唐势力能够影响的范围地区。

李潼听到这个数据，脸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国之大事唯礼与兵，平常时节说大唐国力与影响多么强盛，总是缺乏一个直接的体现，但在这样的征战大事上则就体现的颇为具体。

早年他御驾亲征、与吐蕃交战青海，虽然也广有群胡助战，但跟当下这个数据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如今除了宾属关系更加紧密的胡部势力之外，大唐都没有特意向群胡下达正式的征召令，但这些胡部便已经踊跃的参战。

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是大唐的国力与震慑力较之开元四年时期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许多人或许觉得如今北征与突厥大战在即，朝廷不该在五月关中掀起一番整顿入唐胡众的风波，横生枝节之余还破坏了大战前夕的内部稳定，逼得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对抗大唐的威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