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求礼出班参奏，整个大殿中霎时间鸦雀无声，群臣俱凛然侧目，心中也都不免骤起波澜。

他们之所以如此震惊，原因不只在于御史台的矛头直接指向近期当朝的红人张说，更在于王求礼所指控的罪名，几乎在一瞬间又将群臣记忆拉回了十多年前那政局混乱的时代。

特别是对一些亲身经历过武周后期与两京争锋那段岁月的朝臣而言，心中对此总有一份难以言表、刻意回避的伤感，哪怕私人独处时都不愿过多念及。实在是那种纷乱动荡、充满着阴谋政变氛围的世道，对每一个身处其中、利害相关的人都是一种折磨。

开元新朝虽然建立在家国残破不堪的乱象中，但在君臣奋力、自救图强之下，很快便终结了乱象，重建了秩序。

从开元元年至今，虽然朝中也不乏人事格局的调整变化，对吏治的整顿与对制度的变革，但却一直都没有再发生什么能够让群众侧目、破坏整个朝情氛围的谋逆大案。

虽然王求礼的弹劾言辞中也并没有断言谋逆，只以或涉非法言之，但台省重臣夜访宗王私邸，单单这一件事本身便绝对的敏感，让人忍不住、下意识的对此充满联想。

大殿上，圣人在听完王求礼的参奏之后，神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只是将视线转向了朝班中的礼部侍郎张说。

张说这会儿神情也有些紧张与局促，随着王求礼话音落地，他便已经侧身而出，趋行走入殿中，免冠下拜而后沉声说道：“王中丞所奏确有其事，唯事中仍有曲隐，臣恭请能作禀直。”

不待圣人开口回应，王求礼便又正色说道：“事既闻于宪台，臣趋奏殿中具以上听，自需下付刑司专事推问。朝堂庄重之所，并非罪员缘恩乞怜之地！涉事者仍存二员，尊卑所限，臣不敢呼名揭发，请彼员自行出班认事。”

这会儿，朝臣们也都纷纷向几名班列宗王们打量过去。那一道道审视的目光划过自身，李隆基只觉得仿佛有一道道的利箭在作穿刺，只有一份浓烈的、五内俱焚的焦灼。

他虽然日常思虑极多，在刚刚入世那几年、忧怅之下甚至都曾设想过会不会遭遇此类的构陷指摘，只是近年来随着时局的平稳安定才渐渐的放松了心情，以至于当张说登门来访的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敏感之处，甚至还在满心期待着与张说继续深作结交。

王求礼此番弹劾，对群臣而言只是大感震惊，但对李隆基来说，震惊之余更是将他过往岁月中所有的惶恐不安再次引爆出来，让他意识到恶意始终萦绕周身，总有刁邪的目光在冷冰冰的凝望着他！

太多的情绪在这一瞬间涌上心头，以至于让他完全没有了自控的能力，脸上的惊恐全无掩饰，涌出的冷汗更是不断的从脸上滚落下来。以至于他还没有出班承认，群臣们都已经察觉出王求礼所言张说夜访的正是这位临淄王。

群众的观望打量更让李隆基感觉压力倍增，尽管心中还有理智提醒着他此时该要出班认事，根本就无从逃避，但偏偏两腿却如同灌了铅一般、只是僵立在原地纹丝不动。

殿上的圣人自然也察觉到临淄王惊恐的呆若木鸡的模样，那样子仿佛一个胆怯无辜的幼鹿，全无原本历史上宫变悍将的风采。

眼见这一幕，李潼也不免心生感慨，无论什么样的人物、禀赋如何，终究还是需要由时势所造就。眼下的李隆基，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霜考验，在面对真正危机到来的时候，便有些举止无措、不知该要如何应对处理。

虽然说这小子仍有秉性中的顽固，所以才衍生出这一系列的事故，但如今的世道既没有中宗朝长达数年冷眼旁观的经验增长，也没有父亲李旦站在前方为他们遮风挡雨。而如今的开元时代较之中宗朝也有着天壤之别，起码李潼对朝情大势的掌控是他三叔李显拍马难及的。

李隆基迟迟没有出班，朝堂中的气氛一时间也有些微妙僵持，正当王求礼逐渐变得不耐烦，正待开口点名的时候，他才终于缓缓步出班列，未入殿中便已经在班列一侧跪拜下来，语调沙哑低沉的说道：“王中丞所奏言有其事，臣、臣前夜确于坊邸接待张礼郎来访，但、但彼此言论，全无有触法度，臣以性命……宗家顽愚，天恩倍享，岂敢、岂敢妄作干犯刑律的谋计，请圣人、恳请圣人相信臣绝无悖佞之想！”

这样的事情，无论内中曲直如何，当然不可能明明白白的公告于众。无需圣人开口回应，王求礼便先打断了临淄王的当殿申辩，再奏请圣人着三司会审其事。

所谓三司便是刑部、御史台与大理寺，朝廷凡有重大案件，便由此三司长官联合审理判定。不过眼下转驾在即，一部分朝臣已经先一步赶往东都洛阳搭建事务框架，其中就包括刑司的长官。

所以在沉吟一番后，圣人便下令以中书侍郎李峤领衔，汇同中书舍人、门下给事中并侍御史一人，尽快审理此事并拿出一个审判结果。

五月末的这一次大朝，便因此收尾。因为发生了张说夜访临淄王一事，原本有些轻松的朝情氛围顿时又变得严肃起来。

群臣对于这件事也都多有关注、各生看法并议论纷纷，言论主要便集中在张说有些得意忘形以及临淄王不够检点。

如果说这两人私会是真的在谋划什么悖逆计划，自然不会有人相信。倒不是说这两人人品高洁、坦荡无私，关键是如今的国情大势，究竟多蠢的人才会觉得会有阴谋诡计滋生的空间？

但哪怕是无涉谋逆，群众们对这两人夜会行迹也都多持否定态度。宗王与台臣们本就交集甚少，哪怕宗王本身供职朝中，职事上有所接触也都可以在官衙中处理完毕，私下里的来往还是能免则免。

过往数年，这一禁忌虽然并没有刻意的强调规范，但也一直都平静无事。如今却又因为这一对家伙骤生波澜，与朝群臣们在震惊之后，更多的还是气恼这两人无事生非，安稳过活不好，偏要闲极生事，搅闹得旁人也都不安稳。

不说朝臣们就此产生的议论，案事本身推问的倒是很快。毕竟抛开当中的敏感因素，案事本身其实非常的简单，三两句话便能交代清楚，无非张说文虫骚动、入邸借书，借到之后便告辞离开。

只不过这么高的审断规格，当然不可能只听这两人各自供词。

李峤领衔的小三司办事很是尽责，不独一一召见这两人各自家眷随员加以盘问，甚至就连临淄王居邸所在的坊曲民户们也都一一传召盘问，确定所有的供词全都清晰吻合之后，才将案情录定、结案上呈。

在案事审问的过程中，张说倒是坦诚配合、态度可嘉，将自己的动机、行迹交代的清清楚楚，包括何时、哪处与人谈论文章并被告知临淄王坊邸藏书丰厚，甚至他借回的几本书都做了很详细的笔记，足以证明自己并不是要借此攀交临淄王。

但相对而言，临淄王这里则就有着一些问题。比如张说借书时，明明邸中便有，他却吩咐家人留下不给。

如果说这件事还可以解释作是他对那几本书喜爱有加，不肯割爱，那么在张说入邸前，李敬一恰在邸中，又从侧门匆匆离开，这件事又该做如何解释？

李敬一也是倒霉，受此无妄之灾，同样被传唤到刑司去一通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