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鞑靼遣使朝贡；

8月，契丹遣使贡献（请求释放战俘）；

9月，吐蕃、回鹘遣使贡献；

10月，突厥首领张慕进来朝贡；

11月，吐蕃遣使朝贡；

天成四年（929）

4月，契丹遣使朝贡（请求领回契丹烈士遗骸）；

8月，黑水国遣使朝贡；吐谷浑首领念公山来朝贡；高丽王王建遣使进贡；党项首领朝贡；鞑靼来朝贡；

长兴元年（930）

2月，黑水国遣使朝贡；

5月，回鹘遣使进贡；

8月，生吐浑内附；

12月，回鹘遣使朝贡。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天成元年（926）11月，渤海国就被契丹灭掉，所以从此以后再无“渤海国入贡”的记载；天成四年（929）4月，下诏禁止党项诸藩进京贡马，而改由边境海关接收，所以西部的国际友人的记载也大幅减少；重要的邻居——契丹，屡吃败仗，在朝贡的时候最迫切的诉求是两个：开埠通商；归还战俘（活的和死的）。

另在长兴元年（930），翰林学士刘煦上奏了一道重要奏章：请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只试麻制、答蕃书、批答。由五道大题削减为三道大题。为考生减负。

正是这道奏章，使得“唐诗三百首”没有延续为“唐诗五百首”或“五代三百首”。前文说过，唐诗之所以繁盛，质量数量双丰收，得益于当时的科举考试，“诗”、“赋”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跟我们的“英语”一样重要，所以但凡唐朝的官员，无论金榜题名的、还是名落孙山的，都能吟咏一番。

刘煦的一道奏折，对科举取士做了小小的改革，“诗”、“赋”不再是必考科目，所以念书人也就不用每日平平仄仄了。

如此一来，“答蕃书”的分量就加重了，也侧面反映出了明宗一朝的外交事务日益繁重，国家真正急需的不是吟诗作赋的人才，而是外交人才。

另外多提一句的是，这位刘煦同志，就是《旧唐书》的名誉主编。

在与契丹的外交关系上，李嗣源时期的中原暂时处于上风，不仅卢文进、张希崇弃暗投明，连辽太祖的长子、前皇储耶律倍都弃国来投奔，让后唐赚了短线的吆喝、长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位耶律倍也当了一回“卖国贼”。

这位“东丹囚徒”在李嗣源这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天子礼），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让耶律倍失了分寸，激动之余，先进献了三枚大辽印信，继而进献了契丹地图。

献印，只是一种务虚的表明态度、姿态，而献地图，则是实实在在地卖国了。

耶律倍献地图，在《明宗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而《辽史》中却不见记载。也许契丹人并不知道耶律倍的卖国行为，或者有意回避、美化，因为耶律德光死后，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即位，史称辽世宗，他必然要对老爹进行一定的包装。

面对“四夷来王”的盛况，李嗣源的内心深处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的。“小藩”们只求小恩小惠，原本就不是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大藩（契丹）暂居下风，却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才是后唐外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而李嗣源最大的难点则是朝廷内部——权臣安重诲，这位憨直而又热血的愤青，不仅把国内藩镇们搞得鸡飞狗跳，甚至敢于插手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立储。

安重诲将为他的鲁莽和无知付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