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季昌在这个时候提出割地请求，就是号准了李嗣源的脉搏，公开敲竹杠。李嗣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吃哑巴亏。

李嗣源以大局为重，暂时稳住了荆南，但随后，双方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这是后话。

1.7西北诸藩

给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户；将延州彰武军留后高允韬转正，正式任命为延州彰武军节度使。

西北地区，如夏州、灵州、延州、绥州等，自唐朝末期以来，就已经脱离了中央的管控，虽然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但享有高度自治权。“黄巢之乱”时，夏州小将——党项人拓跋思恭讨贼有功，被赐国姓，获封“夏国公”，授予夏、绥之地，并赐其手下武装军名——定难军，从那时起，这支“党项羌”就长期控制着帝国西北部。

其后，无论是后梁还是后唐，乃至大宋，他们的领导者一直向中央王朝称臣、奉正朔，到了大宋宝元元年（1038），其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改国号为“大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开创六字年号，空前绝后），史称“西夏”。

李嗣源称帝后，给以夏州李氏首领（拓跋氏）加官进爵，以示笼络，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西北诸藩承认了李嗣源政权的合法性，向李嗣源宣誓效忠。西北边陲得以稳定。

2，后唐外部

既有内部中的外围，又有完全的外部（族）势力，该“外部”的定义参照“后唐内部”。他们是李存勖的“伐蜀后遗症”，因为伐蜀战争是李存勖在濒临崩溃时的一次豪赌，在此期间，李存勖朝廷弱不禁风，无力再生事端，所以不得不对其他军政实体采取妥协退让，答应他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而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对李存勖展开了敲诈勒索。

李嗣源弱势接盘，政权初创，更是脆弱无比，毋庸置疑地也将被他们敲竹杠，处处妥协。这是李嗣源朝廷的“对外”基本国策。

例如上文所说的荆南高季昌，就勒索了夔、忠、万三州土地。

李嗣源登基称帝之后，遣使往诸道及淮南、契丹等告哀，通知他们李存勖驾崩及新主继统的消息。

2.1内部的外线

由于李嗣源的弱势，“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逐渐放大，导致这些给帝国做外围的纷纷建立起王国，加速了“十国”的成形。

2.1.1福州王延翰，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在得到李嗣源的封赏之后，王延翰自称大闽国国王，兴建皇宫，设置文武百官，使用天子礼仪，大赦天下，追尊父亲王审知为“昭武王”。文武百官称他“殿下”，不改元，沿用后唐年号，表面上仍奉后唐正朔。

建国不改元，王延翰已经在割据称帝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