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蜀最危急的时刻，王宗弼发动政变，并向后唐献城投降。然而王宗弼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他没必要更没可能真心效忠于后唐。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维护变节投降者的既得利益，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否则谁会弃暗投明？大家都是成年人，各取所需而已，何谈感情二字。

王宗弼发动军事政变后，第一时间对宦官集团举起了屠刀，诛杀了宋光嗣、景润澄、李周辂、欧阳晃等宦官，把人头装进木匣，打包送给李继岌，说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大坏蛋，前蜀就是被这些大阉人搞乱的，他们迷惑君王，罪不容赦。

随后，王宗弼又将成都府尹韩昭等阿谀谄媚之徒诛杀，人头挂在闹市示众。

作为“养子帮”核心人物、“养子一哥”王宗弼在送出降书顺表之后、在亡国前夕对宦官集团和无耻文人集团大开杀戒，展开政治清洗，显然不是为了匡扶前蜀江山社稷，也不单单是寻仇报复，而是为自己捞取更大的谈判筹码，让自己在正式投降之前掌握更多的实权，以换取投降之后相应的待遇。

宋光嗣和韩昭分别是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领军人物，掌握的政治资源最丰富，理所应当沦为王宗弼的猎物。随后便顺理成章地把斗争扩大化，王宗弼看谁不顺眼，谁就是“蛊惑圣上”、“祸国殃民”的奸臣，一律诛杀。

其他权贵们全被吓破了胆，如徐延琼、潘在迎、顾在询等，他们非常识时务，倾家荡产，奉献出了全部财产、美女，放弃了手中的全部权力，苦苦哀求王宗弼饶命，这才免于一死。

随后，王宗弼派儿子王承班把王宗衍的姬妾、宫女以及各种珍玩珠宝分别呈献给郭崇韬和李继岌，请求任命自己做西川节度使。

李继岌并没给王承班好脸色，指着他献上的珍宝，说道：“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还用得着你送？”

王宗弼掌握着兵权（判六军诸卫事），又将政敌（宦官、文官）清洗干净，实际控制了前蜀大局，如果他肯为后唐效力，充当“蜀奸”，那他将成为后唐消化前蜀、二元统治的最佳人选；而他一旦有其他想法，将有可能使后唐前功尽弃，反倒为王宗弼作嫁衣裳。

在这种处境下，王宗弼要想保住性命其实是很难的。

在表示投降之后、后唐大军接管之前，王宗弼居然还部署城防，摆出了战斗序列，被李严勒令解除武装；后唐接管成都后，郭崇韬向王宗弼索要犒军钱，王宗弼以各种理由推脱，导致后唐军队没有获得赏赐，军士们怨恨无比，不顾军规军令，于夜间暴动，纵火作乱、打砸抢烧，导致成都城内人心惶惶。

王宗弼握有实权，又在蜀地有着极高的威望，此人一日不除，后唐一日不宁。王宗弼是后唐消化前蜀的一枚棋子，郭崇韬考虑的从来不是弃不弃的问题，而是何时、何由弃之。

很快，机会来了。

12月初，宋光葆从梓州赶回成都，觐见李继岌、郭崇韬，当面揭发王宗弼为一己私利而诬陷、杀害宋光嗣等的卑劣行径。

于是，李继岌立刻与郭崇韬达成一致意见：立刻诛杀王宗弼！

12月10日，后唐占领军突然逮捕王宗弼、“三招讨”等人，满门抄斩、没收全部家产。在出示的榜文中，后唐占领军列举了王宗弼等人的几大罪状：擅废本主；专杀内臣；偷盗国家财产……指责他们是亡国元凶。

前蜀官员早对王宗弼恨之入骨，在刑场上竞相割取、生吞王宗弼的肉。至此，后唐消除了最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