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李尽忠等人的口号也是要求武则天复位给庐陵王（唐中宗李显），政归李氏，这是武则天内心深处的隐痛，如鲠在喉，却又不得不认真面对。最后，武则天驾崩之前，终于还是遗诏庐陵王承继大统，使皇位回归到了李世民子孙手中。

玄宗李隆基时代，安禄山出于一己私利，积极破坏大唐与契丹的睦邻关系，逼得契丹人转而依附于新崛起的回纥汗国。

回纥汗国的存在比较短暂，契丹人很快又回到了大唐的怀抱，一直持续到唐末。

在契丹早期，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部”以下有氏族，各氏族推选出本部领袖，称为“大人”，八位“大人”再推举出一个部落联盟首领，总领契丹八部，该首领也就是日后的“可汗”。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汗”只可能由实力最强的氏族来担任。最早担任可汗的，就是“和大何部”的大贺氏。可汗的任期是三年，可以连选连任。随着连年的征战，能征善战的部族领袖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掌握兵权的大元帅（夷里堇）废除了长久以来由大贺氏担任可汗的惯例，而让遥辇氏出任可汗。

可汗虽为遥辇氏，但只是傀儡，契丹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大元帅手中。

在遥辇氏第九代可汗——遥辇钦德（亦作“痕德堇可汗”）在位时，正逢唐末中原变乱，契丹人趁此机会征服了奚、室韦，并南侵中原。在南下侵袭的过程中，幽、蓟一带近水楼台先得月，近茅粪坑先闻臭。

当时坐镇幽州的已经是刘仁恭。

虽然在中原战场上，刘仁恭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穷兵黩武、屡战屡败的小丑形象，算不上英明神武，甚至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稍显智障，但他在塞外战场上可谓是光彩夺目，史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刘仁恭为中原王朝抵御契丹的侵扰立下了汗马功劳。

幽州地区与契丹人的活动范围接壤，在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期磨合中，互有人口迁徙，有较深入地文化交流。当然也少不了军事、政治的情报往来。

刘仁恭对契丹人有一定的了解，据记载，刘仁恭多次率领精锐部队，翻越摘星岭，对契丹人的腹地发动突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得契丹人对这位“幽州节度使”畏惧有加。

而对契丹最致命的打击，则是刘仁恭放火烧牧草的行为。据记载，每逢秋天，刘仁恭派人沿着边塞放火，天干物燥，塞外茫茫草原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我们可以想象没有牧草对于游牧民族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于是，契丹人只好重金贿赂刘仁恭，请求他在东北玩泥巴，别玩火。

史学界对此早有争议，认为所谓的奇袭摘星岭，并不足以给契丹人造成太大的损失，更不会使得契丹心生畏惧。真正起到震慑作用的，应该是放火烧牧草的行为。

此后，契丹可汗遥辇钦德派大元帅率一万骑兵南侵，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在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城外摆下鸿门宴，骗契丹将领赴宴，然后扣为人质，契丹人惶恐失措、嚎啕大哭，不得不支付了高昂的赎金，将人质赎回。史称“牛酒之会”。

负责这次行动的契丹大元帅，就是赫赫有名的耶律阿保机（亦作“安巴坚”），即日后的大辽太祖，而被俘的这位将领则是阿保机的大舅哥——萧敌鲁，《旧五代史》记载为“契丹舍利王子”。

“舍利”，契丹语音译，亦作“沙里”，意思是契丹贵族子弟无官职者，可以理解为“贝勒爷”。

史籍记载，刘仁恭智擒萧敌鲁，使得契丹十余年不敢南侵。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契丹人十余年不南侵，并非是畏惧幽州刘仁恭，而是源于契丹内部最高权力的交接所引发的一系列“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