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王抟说的句句在理，昭宗更加狐疑。

崔胤便在昭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宰相王抟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所以才袒护宦官；王抟则揭发崔胤先前舔菊崔昭纬、勾结关西集团的丑事。

由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变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互泼脏水。其中，王抟与宦官勾结的说法缺少证据，而崔胤攀附关西集团却是证据确凿。另一位宰相徐彦若也站在王抟一边，共同揭发崔胤勾结关西集团的不耻往事。

于是，王抟与徐彦若在这场小规模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短暂胜利，崔胤被昭宗罢了宰相，逐出中央，外放到了两广地区（广州清远节度使）。

崔胤不愿就此认输，他秘密联络朱温，向其透露、歪曲宰相王抟的话，说王抟劝昭宗把精力放在削藩上。

朱温立刻上疏，指责王抟勾结宦官，陷害忠良，祸国殃民。强烈要求昭宗重新考虑一下人事调度问题。

迫于朱温带兵来长安诉冤的压力，昭宗不得不召回崔胤，让他再次出任宰相，同时将王抟一贬再贬，先罢相，再贬到湖南（溪州刺史），再贬到海南岛（崖州司户）。同时，将两位大宦官宋道弼、景务脩也贬出朝廷，外放到地方做监军宦官。

然而这三人却不用饱受长途跋涉之苦，因为赐死的诏书当天就送达。三人刚刚走出长安城，就改道黄泉路。

另一位宰相徐彦若看清了形势，急忙投降，坚决辞去宰相职务，要求外放，最终得以赴任广州，躲开了长安这片是非之地。

至此，崔胤在地方藩镇势力的支持下，控制了朝廷，更加无所顾忌地推行对宦官斩尽杀绝的主张。

这种情形像极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大将军何进谋诛“十常侍”。

宦官，并非杀不得。但崔胤和昭宗都犯了何进曾经犯过的错误，如此重大的机密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却又迟迟不肯动手，营造出一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恐怖气氛。

崔胤“诛尽宦官”主张，是宦官们恐惧的来源之一。

恐惧来源之二，是昭宗经常耍酒疯。政治上的失败和“十六宅惨案”严重摧残着昭宗的心理。胸中的愤懑无处宣泄，只得借酒消愁。昭宗终于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而每当醉酒之后，昭宗都会变得喜怒无常，令身边贴身伺候的宦官和宫女战战兢兢。

恐惧来源之三，是昭宗对宦官越来越不信任，而对巫医乐工、和尚老道、江湖术士愈加亲近，因为这些人是除了文官集团之外，为数不多的可以被皇帝利用的力量。

某王子生病，宦官刘季述领着两位御医车让、谢筠入宫医治。过了很久，也不见两位御医出来。宦官刘季述等人便向昭宗递话，说按照宫中的行为规范，闲杂人等不得长时间逗留。昭宗不予理睬，不仅没有放出两位御医，还下诏，从今往后，不得禁止巫医道士等入宫。

宦官刘季述是继宋道弼、景务脩之后的“宦官一哥”，时任左神策军总指挥（左军中尉），当年杨复恭废长立幼拥立昭宗的时候，刘季述是负责接昭宗入朝的小宦官。

如今，刘季述等位高权重的宦官在空前的恐惧中苟且隐忍，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对宰相崔胤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宫中所有宦官都不敢与他对视，真正是大气不敢出，生怕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会惹怒他，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宋道弼、景务脩的死，更是极大刺激了刘季述等宦官，成为一场惊天变故的导火索。

这一次，“十常侍”们不是要杀“何进”了，他们玩儿得更刺激。

宦官的几位重要头领，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达成了一致共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下手为强，废掉昭宗，立太子李裕当新君，从而以拥立之功把持朝政，在地方则联合关西集团，如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有别于昭宗和崔胤的优柔寡断，这些宦官们行事果断，说干就干。

一场阴谋悄无声息地布置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