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汉主动要迎请客居辽国的刘继文回国继统，那么对于辽国来说必然是天降喜事，辽国对北汉的控制将进一步加深。

表面上是北汉议立新君的问题，背后却又是北汉的路线斗争。郭无为是借着刘承钧的“反辽路线”崭露头角，通过排斥“亲辽派”平步青云的，可以看做是“反辽派”，而张昭敏提出的“亲辽路线”明显是动摇以郭无为为首的权力体系的根基，断送他们的政治前途。

郭无为集团在北汉如日中天，张昭敏孤掌难鸣，所以最终还是毫无悬念地拥立了刘继元。不久之后，不畏强权的张昭敏不出意外地被郭无为杀害。

刘继元即位后，继续沿用刘承钧的“天会”年号，遣使如辽告哀、告即位，且乞兵救援。

听说北汉发生血腥政变后，赵匡胤喜形于色，于是写信劝降，许诺授予刘继元青州平卢军节度使，授予郭无为邢州安国军节度使。此外还有四十余道劝降诏书，赐予大将马峰以下，许诺授予藩镇。

郭无为折服于大宋的糖衣炮弹之下，于是劝刘继元投降。从此开始，郭无为黑化为“精宋分子”，沦为大宋的高级间谍。

一个“邢州安国军节度使”就把北汉宰相兼枢密使拿捏地死死的？郭无为是我军成功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这是毫无异议的盖棺定论，人们更多争论的是他何时成为地下党的。

有人说他一开始就是，还牵强附会地说早在郭无为投奔郭威的时候，就与赵匡胤相识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那时起，赵匡胤就立志当中原天子，而郭无为也是从那时起就秘密潜伏在河东太原，终于在若干年后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无间道……

闭眼撕黄历——瞎扯。

根据现有史料的分析，郭无为与赵匡胤的接触应该不会是在投奔郭威时那么早，也不会是如今兵临城下的一封劝降书那么晚，而应该是两者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最有可能的应该是郭无为得到刘承钧重用的这个时间区间内，也就是说刚刚近两年的事。

我们同样可以根据间接证据来分析：

大宋与北汉之间早就有非官方的秘密沟通渠道，比如“界上谍者”，刘承钧曾卖惨说自己割据河东只是“盖惧汉氏之不血食也”，成功打动赵匡胤，并换来“开尔一路以为生”的君子协议。

赵匡胤曾向北汉定向输送了一个高级间谍，史籍写作“惠璘”，投送手法类似于“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惠璘的官方身份是大宋殿前指挥使，“负罪潜逃”，到北汉投诚。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郭无为得到重用之后。老谋深算的郭无为一眼看穿大宋的诡计，然而他却佯作不知，配合演戏，主动帮惠璘打掩护，提拔其为供奉官。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郭无为此时就已经有了向化归顺之意，主动通过惠璘这个秘密渠道与大宋暗通款曲。

刘承钧死后，大宋大举北伐之际，惠璘携带大量机密情报向大宋潜逃，不料中途被北汉巡逻兵截获，送回太原。而负责审理这桩间谍大案的正式权臣郭无为。不出所料，郭无为以冤假错案论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释之不问）。

但惠璘人赃并获，岂是一句“误会”能够轻松化解的？参与抓捕惠璘的一位叫李超的官员不满郭无为的审理，准备越级上报，发某博某音啥的，把事搞大。郭无为在朝廷中密布眼线，提前得到了消息，于是将惠璘和李超一起灭口。

惠璘应该一直没能把情报传回大宋，唯一的一次人肉投送还被抓了现行，所以大宋应该还不知道郭无为已经被我方“赤化”。既然劝降诏书可以送到郭无为手中，那么郭无为也就可以借机向赵匡胤喊话，只需一句“惠璘”，大宋便可感受到郭无为长久以来的诚意。

于是在《宋史》的记载中，说郭无为从此刻开始有了归顺之意（自是始有贰志，劝继元纳款，继元不从）。实际上不是郭无为从此刻开始有，而是大宋从此刻才知道他有。

郭无为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余道诏书藏匿起来，只献上了给刘继元的那一道诏书，然后力劝刘继元接受劝降。

刘继元刚刚坐上皇帝龙椅，还没捂热，就贬为节度使了？他当然不高兴，于是断然拒绝了劝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契丹爸爸身上。

辽国名将耶律挞烈指挥着数万契丹铁骑，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千里奔袭，驰援太原。

太原城池坚固，自五代以来数次遭遇围攻，无论是朱温还是柴荣，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如今，李继勋等人围攻月余，久攻不下，陷入僵持，而此时又有数万契丹铁骑加入战斗，形势对宋军极为不利。在左右权衡之后，主帅李继勋下令撤退，保存实力。

北汉借机反扑，大掠晋、绛二州。

赵匡胤的初征太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