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953）10月，郭威决定于来年春节“有事于南郊”。按照唐朝以来的惯例，郊天的仪式都是在洛阳，后梁的朱温开启了在汴州郊天的先河。郭威有些犯难，于是请宰相等讨论汴州郊天是否妥当。

实际上对汴州郊天的讨论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论。洛阳代表着大唐，道统之所在；汴州代表着朱温，代表着篡逆，法统保守争议。

宰相们迎合郭威的心意，说天子在哪儿，神灵就在哪儿，跟洛阳不洛阳的没关系！于是郭威下令在汴州的南郊兴筑神坛，派宰相冯道前往洛阳，迎请皇家祖庙的牌位和社稷神的牌位。

如此大张旗鼓地“有事于南郊”，还有另一个目的：诱骗王殷到京师。“有事于南郊”的意义跟皇上的登基大典相差无几，一般来说，天下藩镇诸侯都要亲临现场，参与盛会。

在何福进呈献的王殷罪状中，郭威更关心的是他的“不臣”，而不是“不法”。即便没有“不臣”，也要关切是否有“不臣”的苗头或潜力。

比如，在黄河以北，军事调动或财政度支等，郭威必须使用正式的诏书才能生效，而王殷只需一句话。乍一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王殷只是在河北地区拥有了与皇帝一样的权力，其实不然。

因为诏书的颁布是对皇权的一种严格限制，皇上的真实意图在变成诏书的过程中，会打一定的折扣。一般来说，皇上想发布某个命令，要口述给翰林学士，然后由翰林院起草诏书，在这个过程中，翰林学士会对皇上的意图进行论证，如果他们认为有不妥之处，就会进行抗辩、修改，甚至拒绝起草。

比如李存勖当初想把后蜀君臣斩草除根，下诏杀王宗衍一行人。结果“一行”就被宦官私自改成了“一家”。

也就是说，如今在黄河以北，王殷不受任何约束，一言九鼎，而郭威则会受到层层限制。王殷在权威远远大于郭威。

这足以令郭威感到不安，但仅凭这一条，也不足以证明王殷心怀不轨，更不能成为诛杀王殷的理由。

所以郭威只是把王殷扣留在了汴州，任命他为京师内外巡检，留校察看。

如果此时的王殷能够明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道理，交出权力，还可以保住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但王殷在觉察到来自郭威的杀气后，不仅没有认怂装乖，反而要与命运抗争一下，办了两件不知死活的事。

首先是严兵护卫。

被羁留在汴州后，王殷的身边总有数百人的贴身保镖，每逢出入都要前呼后拥，这些贴身护卫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彪形大汉，人高马大，面目狰狞，身穿铠甲，手持利刃，腰间挎弓，霸气侧漏。

走在汴州街头，百姓全都毛骨悚然。

其次，是索取武器装备，明目张胆地扩充自身武装力量。

某日，王殷忽然闯入皇宫，奏请郭威发给他更多的武器弹药。王殷说汴州城外不太平，匪盗猖獗，请配发给我更多的武器铠甲，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