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节不保，发动魏州叛乱。后人对此并不深加苛责，毕竟石敬瑭也是“惧而谋叛”，只不过石敬瑭成功了，范延光失败了而已，成王败寇，无可厚非。

范延光饱受诟病的，是他在叛乱失利后，忍耻偷生，最终在屈辱中死去，太不男人，看看人家李从珂，举族自焚，虽然都是死，但李从珂死得轰轰烈烈，受人尊重、博人同情，而范延光则是受人耻笑。

《旧五代史》对范延光毫不留情地予以嘲笑：

“何非夫之甚也！”——真不是个男人！

“既力屈以来降，尚厚颜而惜死，孟津之殁，乃取笑于千载也。”——千载笑名

范延光死后，那批带诅咒的钱财就连本带利地转移到了新主人——杨光远的手中。

这位秃头断臂猛男影帝杨光远，在平定魏州范延光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了嚣张跋扈、不臣之心，他迟早也是要谋反的。

天福年间最不缺的就是谋反叛乱分子，与连年的自然灾害一样。石敬瑭这七年皇帝当得实在窝心，对外事奉契丹爸爸当儿子，对内姑息隐忍装孙子，举头三尺有天灾，俯瞰四海皆叛臣。

魏州平定后，杨光远请求入京觐见。石敬瑭批准。

杨光远来京师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要扫清朝廷中的“奸佞”。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未能在前线立功，全是因朝中奸臣作梗。他口中的奸臣便是桑维翰、李崧等文官集团。

自打郭崇韬死后，后唐时期的宰相已经很少兼任枢密使，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而石敬瑭迫于现实压力，让宰相桑维翰、李崧身兼枢密使。这就让刘处让和宦官们非常不悦，总想找机会搞掉二人。

在杨光远围攻魏州时，刘处让常因军务往来于前线与朝廷。前文说过，杨光远挟寇自重，经常干涉朝政，石敬瑭对此采取姑息态度，而桑维翰、李崧等文官集团对此坚决反对，坚持依法依规、照章办事，杨光远的很多非分请求也就此遭阻，杨光远为此大为恼火。

刘处让则见缝插针，告诉杨光远，说这都是那些宰相们的馊主意，是他们蛊惑圣听。于是，杨光远对桑维翰、李崧等文官集团恨之入骨。

魏州平定够，杨光远立刻连上密章，控诉桑维翰、李崧拖后腿，给自己的军事行动掣肘，要为这一年多的僵局负主要责任。

杨光远控制着魏州，还遥控着洛阳、河阳一带，手握重兵，这就是他敢对朝廷指手画脚的底气。

石敬瑭不敢得罪他，于是就免除了二人的枢密使，而让刘处让当枢密使。

杨光远的跋扈已经触碰到了石敬瑭朝廷的底线，要知道，桑维翰等“亲辽派”官员是契丹爸爸指名道姓钦点的国之忠臣。打狗还须看主人，桑维翰等人的主人不是石敬瑭，而是耶律德光。

石敬瑭对此非常忧心，非常担心杨光远会失去控制。

桑维翰给石敬瑭出谋划策，建议他削弱杨光远的势力，具体的方法就是“分割魏博”。这个办法在后梁时候就使用过，朱友贞趁杨师厚去世，而把魏博军一分为二，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庄宗入魏”。

时过境迁，桑维翰再次提出分割魏博的险招。这一次，不仅仅是把魏博军一分为二这么简单，而是在肢解魏博的基础上，对整个河朔地区进行一次大洗牌、大换血，并且将杨光远移镇，极大限度地削弱河朔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招，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