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桥他就在冷笑，这些天杀的狗官，其心可诛，毒怨到了极点，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可以，皇帝收点税，就是天怒人怨。

皇帝搞点小买卖，就是与民争利，搞的皇帝只能够依靠皇庄那一点收入，如果不是有派出太监去收钱，都不够用。

这一套如果要用在刘远桥身上，却是行不通的，如果别的皇帝，会顾忌脸面，会顾忌别人说什么与民同休，与民争利，但是这些话，根本就奈何不了刘远桥。

民间有多富，有多么有钱，他一清二楚，至于说与民争利，他们这样子收税，也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这些乡绅争利。

刘远桥他与大明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利益的看重看得比任何都重，以至于有官员忧心忡忡的说道：“大华夏就是要学元朝的做法，要把国家的税务包给色目人，由他们包下来经营了。”

据说当年的蒙古皇帝，就是不知道如何收税，收的税非常的少，而狡猾的色目人，则给了皇帝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承包，就由他去收税，搞得民间天怒人怨。

刘远挤是不会这么做，但是也不会像大明的皇帝和政府如此的蠢，把这些商税放弃了，刘远桥不单止不会放弃商税，甚至还会组织官府和朝廷来做生意，增加官府的收入。

大明整体的问题，其实就是缺钱的问题，就一个缺钱而己，结果就是一病起百病生，各种矛盾都出现了。

用刘家的话来说，大明只有一种病，这就是穷病，治好了穷病，其他的病都治得好，所以说不要跟他说什么仁义道德，不要跟他说什么沽名钓誉，他只在乎钱。

在大明在开国的时候，茶税一年可以有二三十万的收入，足足足抵上了一个省的田地税，但是到了后来，让那些清流道德君子去收税，越收越少，居然一年只有二三十两，这么坑爹的事情，也只有大明朝才做得出来。

难道这样百姓们就不用交税了吗？这些基层的农民，该交的还是要交，只有那些士绅和权贵们不交了而已，钱都落入了他们的钱包之中，刘远桥可是公开的批评这一种作为。

如果华夏朝有这样的官员，这些人就得推出午门去斩了。

刘远桥在经过一番的盘算以后，就慢慢开始制定好他的治国政策。

首先就是要国富民强，手中只要有了钱，万事好办，民间只要太平了，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别人就是想裹挟他们造反，拉拢他们造反，这也都不容易，有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不过，跟着别人去造反，你以为每个人都是刘远桥啊！

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是解决政府行政的问题了，大明的内阁政策，是有极其积极的意义的，即积极的一面，就是在许多地方上都公开透明，也都没有滋生权臣的土壤，众位大臣针锋相对，也都很容易让皇帝从中取利，占尽便宜。

但是他们裹挟了整个仕大夫集团和文官集团，跟皇权对着干，把皇权都逼进了紫禁城，令政令不出皇城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子的做法，在刘远桥眼里，虽然没有丢失的天下，其实已经等于丢失了天下，这等于把天下平分给了别人，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

刘远桥就是因为想到了这里，他就在想，在政治上继续走大明的这一套，但是也要限制内阁，还有仕林的特权，只有铲除了他们的特权，让他们都像其他的百姓一样交税，杜绝了贪污，杜绝了偷税漏税，这才是可能令朝廷长治久安之计。

就人性角的角度来说，杜绝贪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官的大权在握，即使是你不向别人伸手，别人也会把银子往你口袋里面塞，送上门的女人，送上门的银子，是很难以拒绝的。

这一点刘远桥也都明白，他自己这么有钱，都难以拒绝别人塞进来的红包，塞进来的银子，更不用说其他那些人了。

贪污腐败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压制，但是偷税漏税却必须杜绝，大明朝有这么大的盘子，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正儿八经的收税的话，它的银子是足够够用的。

偏偏大明做生意的这么多，但是交税的却没有几个，一开始就是藩王们不交税，跟着就是士大夫和整个士林都不交税，堂堂一个大明，偌大一个帝国，一年只是收下了四百多万两的田地税而已，区区四百万两的银子，又怎么够整个庞大的国家的支出？

整个朝廷就不收税了吗？当官的当然收税，他们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只是这些税，都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手上，没有落入朝廷，没有落入皇帝的手上而已，结果就是当官的富贵到了极点，民间则是贫困到了极点，百姓吃不饱饭，最终只有造反，大明也就灭亡了。

刘远桥想到了这里，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税收就是关键，必须听刘布的，成立一个国税局，向皇帝负责，专门收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