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倒是不会在乎皇帝给不给他体面，他可是知道朝中的这些大臣，他们就是墙头草随风倒。

他温体仁当权得势的时候，每个人都拍他的马屁，奉承于他，恨不得舐他的脚。

但是如果他一旦落难了，这些人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扑上来，撕咬于他，对他落井下石，皇帝只是一脚把他踢开了，他更加害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朝廷对他的清算和攻击。

他温体仁也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也有自己不少的爪牙和党羽，他马上就打听到秘密的消息，这就是皇帝把他踢走，踢得这么急，主要的就是他已经有了新任首辅的人选，新任首辅就是周延儒。

听到是自己的对手周延儒入阁，他知问题严重了，这就更加的害怕，更加的忧惧了。

当年为了争夺首辅之位，他和周延儒可是联手，挤走了风头很劲的钱谦益，周延儒愿以偿的坐上了首辅之位，谁知道却中了温体仁的暗算，黯然去职，估计他对于温体仁的愤恨，那是非常大。

温体仁打听到，周延儒第二次入阁，主要凭藉复社张溥的背后运作、朝中也有吴昌时的接应，最后还是走了太监的门路，这才把他送入了阁。

他打听到秘密消息，皇上秘诏重臣，问谁可当重任，众人曰：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以崇祯的性格，光凭太监吹风，是不可能决定内阁首辅人选的，事实上周延儒能被起复，必然是崇祯内心还是很中意他，见贤思齐，才会重新用于周延儒，

这一点温体仁看得明白：“召出自上意，初非有他也。”

周延儒被温体仁排挤回家，愤恨不已，这时能重新当内阁首辅，喜出望外，很是感激复社。张溥曾经劝周延儒入阁后要行救时十事，周延儒满口允诺：“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周延儒进京，重新入阁，第一炮就开了彩，崇祯首次召见他，他滔滔不绝大谈减免欠税、免战乱地赋税、宽宥犯人、多方用人、起用废僚等事情，听的崇祯心花怒放，以为终于等到了可以帮助自己“中兴大业”的得力助手，欣喜之下感叹道：“还是他做！”

周延儒他确实没有食言，在执政以后，马上推行这些政策，名曰：新政。

周延儒随后宣布，大量减免民间欠税，免除灾荒地区赋税，释放囚犯，广开人才举用之路，提议召回镇守、监军太监，罢内操。同时，还劝崇祯启用之前被废居乡里的老臣（多是东林党人），一时郑三俊、刘宗周、倪元璐等先后归朝，周延儒引用的大僚也多为正人君子，如徐石麒、张国维、李邦华等。

这种一洗温体仁时代暮气难振，难有作为的气派，令许多人都觉得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人做事新作风。

大明江南出了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人背锅，这一个人就是温体仁，皇帝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他，让他迅速的去职，他这一位当了七年的首辅，黯然离职。

需要强调一下，本朝的内阁，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完全不具备宰相地位，其权力无论其大小与否，始终都是一种不健全的相权。

由于国家法定层面上并没有规定内阁的事权维度和对皇帝的约束力，其更不具备文官领导者的责任，其本身性质也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因此，其权力是视皇帝的专权程度而伸缩的。

崇祯对权力的掌控，在朱元璋之后也是一绝的。他和嘉靖不一样，嘉靖虽然也把文臣当木偶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把庶务全交给内阁严嵩、徐阶等去做，自己只操纵人，不操纵事，所以才有嘉靖年间阁权的膨胀。

崇祯则不同，事事都要亲自抓，特别是财政、军事两大领域，都是自己操持，内阁想专擅？根本不可能。无伦是温体仁还是周延儒，他们有几条命，敢去崇祯手里夺权，那真是不想活了。

堂堂一个首辅，说免就免了，崇祯皇帝他才是真正要为这一切负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