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运河同龄的扬州，因得水运之便，自古以来就是市井荣华之地。“扬州富庶甲天下”；“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曾有的风光荣华，用再夸张的修辞都不为过，以至于那些描刻尽商人骄奢淫逸的传奇，都没人会去计较假假真真。

扬州盐商也称两淮盐商，并不都是扬州人，而是指侨寓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各地商人。

成祖皇帝迁都北京后，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建筑了由晋北到山海关的九边，拱卫北京，边防驻军需要粮食，政府就让商人运粮到边境去，“易之以盐”。

商人拿着取盐凭证盐引又称盐钞，到两淮地区取盐，到行盐疆界去贩卖，史称“开中法”。当时的山西、陕西靠九边最近，山陕商人迅速崛起。

然而，运送粮草一路凶险，还要受到地方官僚的盘剥，商人们不堪重负，逐变无利可图，无人肯干。

当权者逐渐意识到这种实物交换体制不合时宜了，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主持盐政改革，商人不再需要运粮换盐，只要纳银就可拿到盐引，称为折色制。

此时，南宋起便靠运木材等开始资本原始积累的徽州商人，抓住机会，纷纷来到扬州。“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

当时的扬州，山陕商人和徽商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不过，盐商势力得以迅速膨胀，还要到近年纲盐制度的确立，万历年间通过登记在册的形式，政府把行盐的资格、权力放给了特许的一批商人，这种名额、席位就称为窝本和根窝，窝是世袭的，纲册上有名、握有窝本的都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盐商，纲册上无名、没有窝本的人就领不到盐引，只得跟大盐商去买盐引。

这盐引等于是有价证券了，扬州城有一条叫引市街的南北向长街，顾名思义，就是买卖盐引的地方，加上典当行、钱庄的兴起，无疑就是当代的金融街，相当于后世的华尔街。

盐商到底有多富？扬州盐商的资本已达白银三千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大明国库也没有这么多钱，在扬州盐商富可敌国时，朝廷也获得了巨额的盐税收入，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

现在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

这笔账很好算，从盐场批发来，再运往汉口等上游城市，盐价从每斤几文涨到五六十文，利润高达五六倍，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财富，万历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

毫无疑问，两淮盐商已经是十七世纪大明无可匹敌的商业钜子了，这群土豪，钱多得没地方用，就变幻着花样挥霍，有一盐商，把万两黄金打造成很薄很薄的金箔，带到镇江金山寺的宝塔最顶层，迎着江风撒掷，波光粼粼的江面更加戳眼；春夏之交，水果中属樱桃最贵，一盐商重金买下周围几个市镇的樱桃，放大桶中捣烂成浆，倾倒在扬州城的河道中，顷刻之间把青色的河水染成红色；还有盐商在水池中间建一座房子，四面都是从西洋进口来的昂贵玻璃，用机械将水提升到屋顶的蓄水池，再从四周出水口倾倒下来，炎炎夏日，“水帘洞”里清凉如秋。

《扬州画舫录》里概括道：“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有钱又任性，扬州盐商的社会名声自然好不到哪去，时人称他们为盐呆子、盐凯子，相当于后世的土豪。

当然，盐商们并非都把钱投在那些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的行为艺术上，他们深知其盐业垄断地位得益于朝廷的盐政，于是，取悦朝廷、行贿权贵，成为了盐商苦心经营的大事。

可以这么说，盐商就成为了当时赚钱最容易，来钱最快，花钱最大方的那一群人。

如果说以前的刘布二万一辆马车，还有万金买美人是豪奢，但是跟这些人相比，那就是差远了，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布他就知道这些盐商，就相当于后世的煤老板和房地产老板，他们的钱来的极其容易，跟特等阶层的勾结轻易的赚到了大笔的钱，钱来得这么容易，花起来自然就是毫不皱眉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