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选定保定府也很好理解，一来保定府与京师所在的顺天府挨着，同属北直隶管辖，易于控制；二来当然是因为张静修孩子在保定府丢了——可以看作是导火索。

重点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清田均田不难想到，毕竟宛平县正在进行中，而大兴县即将进行，朱翊镠的目标则是针对整个大明天下。

保定府当然也逃不过去了。

其次，第二项内容，切断对保定府境内所有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也不难理解。信号早就放出去了。

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第三项与第四项改革内容：废除保定府境内所有爵位以及取消里甲制。

但准确地说，第三项改革对他们的震撼也极其有限。毕竟都要切断对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那废除爵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又算得了什么？

最让他们感到震撼的是第四项改革内容：取消里甲制。

正如冯保所指出的那样：里甲制是大明王朝基层的统治基础。

里甲制起源于大明初期，的确是大明王朝的基层组织形式，也是大明王朝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

其基本形式或内容是：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称为甲首。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称为畸零户。

十名里长以十年作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里甲制与后世乡村户籍制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意见领袖（但两者有本质分别。意见领袖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此不解释）规范地方基层的权力结构，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里甲制算不上明朝独创，早在公元前，管仲在他的《管子·立政》中就详细介绍了一种“里甲制”的管理模式。

其主要内容为，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设一里长，然后逐级增加户数，并设立相应管理者。

如此一来，从穷乡僻壤直到中央皇帝，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管理网，一切都在管理控制之中。

这样的里甲制，不但可以用于日常的治安管理，还可以用于收取税金的系统。一旦到了战争年代，甚至可以成为征集军队的体系。

现代社会的户籍制，从本质上说与这一体系没有多大不同。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的里甲制，尽管是自上而下赋予地方社会的、统一的行政性组织，但在当时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容纳基于地缘、血缘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和组织。

一方面，由于里甲的首要任务是提供朝廷所需徭役，编排时必须考虑各里之间人丁事产的均衡问题，因而对富室大户聚居的较大自然村的分割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一方面，朝廷又试图保持既存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相对完整性，因而强调“凡编排里长，务不出本都”，在推行粮长制的地区同样以“都”为基础划分粮长管区。

可以说，朱元璋的目的并不是抛弃或打碎原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秩序，而是试图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人口居住、土地占有和赋役责任高度结合的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控制的一元化格局。

从《教民榜文》等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里甲的功能绝非仅限于赋役的科派和征收，每个里甲都应当是一个对地方各种公共事务统一管理的行政组织，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合作社区。社区中的成员要相互帮助相互监督，本社区的成员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去，外来的成员也不能在本社区随意活动和居留。

客观地说，明代的里甲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不仅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里甲制提供了更广阔的赋税和徭役来源），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基层人口，促进了社会稳定，巩固了统治基础。

但里甲制的缺陷也很明显。

一方面作为里甲长官的里长和甲首缺乏一定的自主权，不仅没有掌握实际权力，而且经常受到上头的压迫，因而滋生了里甲制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地主豪强又可以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强加到百姓头上，导致百姓不堪重负，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

当然，这只是很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里甲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与土司制一样，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到了必须废除的地步，否则大明的统治基础真的要全面瓦解崩盘了。

里甲制的废除已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其实当时许多士大夫也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社会现实，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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