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经过几轮的博弈，朝中大臣对他这个皇帝的认可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了，而且也知道他一旦作出决定将很难改变。如果坚决反对，或许会迎来当初刘大元与张彪那尴尬的情形，还是不要出头为好。

另外有张彪、刘大元呐喊冲锋，加上内阁几位成员的加持，此消彼长，反对的声音自然弱了下来。

况且朱翊镠也确实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他们担心也无非只是担心朝廷有没有能力解决好的问题。

总之，就这方案本身反对的大臣很少，都清楚西南边陲问题急需解决，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

这样，廷议进展十分顺利。

廷议上，朱翊镠正式任命许国为钦差大臣，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经略云南、贵州、四川三行省，着手西南少数民族的改革。

但在廷议上，朱翊镠并未提及云南大小金川将要叛乱这一节。此情目前只有内阁几位成员，还有冯保与陈炬他们这几个人知道。

既然许国马上要离开京城，那内阁就少了一位成员，朱翊镠决定增加一位阁臣——与申时行也已经沟通过。申时行拟定了几个备选名单。

朱翊镠一眼认定了王家屏。

因为他记得明朝首辅名单中就有王家屏的名字，所以熟悉。

也知道王家屏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正义之士，尽管他在历史上担任首辅的时间极其短暂，只有六个月，但给当时朝野以及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家屏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最后因为立储问题与万历皇帝闹翻了，辞职回家。

但在朱翊镠的脑海里，最先认识王家屏的却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金瓶梅》的作者之谜。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有多高无须赘述，关于它的作者却一直是个谜。

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实在是与众不同，因而有关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自然成为人们常年感兴趣的热门话题。

朱翊镠也不例外。

他清楚地记得上一世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

这个版本的“序”介绍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一个山东人。尽管“兰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总算有了作者的化名。

至少，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个版本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另一种说道。

在明代，凡是见过，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没有注意作者的情况。

而是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记载一些关于作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却无法得知其详确的情形。

而且在传闻中，谁也不曾正式提到过有这么一位“兰陵笑笑生”。

可见这个“兰陵笑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现，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强加上去的，而那个所谓的“序”更有可能是伪托。

众说纷纭之际，后世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出现了。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发现，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专家也曾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山西省山阴县人王家屏——也就是朱翊镠很感兴趣即将任命的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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