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实施的前提也一样。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的管理。

所以说两种制度都是先民几千年来治理边疆经验的结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废除土司制度也并不是对它的全盘否定，不是说土司制度已经一无是处完全没有价值了。

即便终其明清两朝，哪怕是清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后，仍有不少区域还是遵循土司制度的管理。

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土司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了。

所以得改，这是大势所趋。

土司制度，封土官治土民，实质就是“以夷治夷”，是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人物联合起来统治各族人民。

元明之后，虽然对土司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理念。

翻开明清两朝土司制度的史册，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而不许坐大的事俯拾即是举不胜举。

据统计，明朝在云南境内设置的土司就有三百余家。明清两代，云南的土司将近六百家。云南的土司设置星罗棋布，因而《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写道：“名目淆杂，难于缕析。”

其实，种种分化设司，在同一地区内设多个土司，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政权，说得难听点是要造成彼此猜忌互相对抗力量抵消，因而既不断从政治与经济上削弱封建领主的权力，又可以加强朝廷对少数民族地区稳固的统治，这或是土司制度的本质。

这样看的话，土司制度开始实施之日就蕴藏着改土归流将要到来之时。

因为土司制度在政治上不但存在着朝廷与土司之间、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复杂矛盾，而且也使阶级压迫和民族之间的隔阂日趋严重，种种矛盾尖锐激化，经常发展成兵戎相见武装斗争。

所谓云南的“西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指的正是这种兵连祸结国不安宁民不聊生的情况——这是土司制度在政治上极其落后的体现。

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土司制度下的居民经济负担明显加重。因为不仅要承担原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盘剥，还新增了朝廷的经济征取，等于是受到双重剥削。

就领主土地所有者，对当地居民的盘剥比以前更凶了。因为朝廷许诺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方不变动原有的经济制度，即允许领主土地所有制继续存在，允许土司横征暴敛。

土司得到这尚方宝剑，自然毫无顾忌变本加厉地剥削。

除征收官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苛捐杂派和劳役。有的杂派达数十种，比如土司子女嫁娶钱、生育钱、满月钱、满岁钱、读书钱，还有土司家族的伙食钱、拜佛钱、出门钱、走路钱、丧葬钱、修建钱等等。

固定的劳役则有守坟、抬轿、割马草、刮马屎、吹喇叭、打扫衙门、做家务事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远远超出正规官租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很明显，土司制度导致土司对人民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

朝廷对土司地方采取不改变原有的经济制度的方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明知那地区经济落后，却不予扶持帮助而只管征取。征取的项目主要有差发、朝贡、供证调、承袭纳谷以及巧立名目的额外征收。

“差发”，是指按年征取一定数额的金银。差发银在当时人口少、生产水平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把实物变换为金银价格悬殊，常常发生无力纳完的事。

“朝贡”，是一项很重的经济负担。因为所贡之物是地方名贵的特产，数量有限，价格高昂。

“供征调”，同样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征调包括出兵、出夫役、出粮、出款。

“承袭纳谷”，是朝廷明文规定的。明弘治年间，土司袭职五品以上者纳谷300石，六品以下者纳150石。每石为10市斗，算起来，无论纳谷还是折银，都是一项很大的负担。

总之，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方面，土司制度都存在严重的弊端。朝廷利用土司在少数民族中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建立和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以便能够“保境安民”，而土司则借朝廷的封号和许愿提高自己的地位，行使特权残酷地进行压迫剥削。

弊端已经日益凸显，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则就要出大乱子。

在这个问题上，以后世的视角，朱翊镠肯定比申时行、许国看得远多了。

然而，这个问题沟通起来却很难，操作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但不正视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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