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景泰元年，新皇登基，为收揽人心，又将生员定额取消，导致生员数量一时疯狂增长。

再到成化三年，朝廷又感吃力消化不了，迫不得已朝廷再将生员定额，又引发一系列的攻击。当时礼部尚书姚夔，京师士子便编了一首顺口溜骂他：“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夔，颠覆国祚。”

再到正德十年，武宗皇帝再次放开了生员编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许多人削尖脑袋儿往府学、县学里钻。因为一入学校，只要穿上卷袖皂边的五色绢布襕衫，就等于是鲤鱼跳了龙门。哪怕一辈子都考不上举人、进士，但只要占着生员名额，照样优免课赋，享受朝廷配给的廪膳。

这就相当于是后世的铁饭碗。

而且生员保的还不是他一个人，是全家人。

诱惑实在太大。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或人性的规律往往是：只要多了，必定有鱼龙混杂滥竽充数混日子的。

这样，府学县学里，虽然仍有认真读书博取功名的人，但大多数士子却不肯钻研经邦济世的实际学问，而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将一些空洞无物的玄谈狂思视为圭臬。

因此，国家每年花费大把大把的银子，养的却不是士，而是一帮狂徒，尤其以心学以及它的各个支流为代表，他们四处鼓吹心学的各种学说，讲学之风盛行，各地在府学县学的基础上办起了私学，同样广招生员。

其中，嘉靖年后，也就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支流泰州学派，在民间尤为活跃，其代表人物，如何心隐、罗近溪等四处收徒，他们每到一处，年轻人趋之若鹜。

那帮人还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山人。他们不参政，但议政，甚至攻击朝廷的政策。

领头人的影响力，不单超过朝廷亲授的教谕或学正，就是许多地方官吏，也莫能与之抗衡。

所以，自嘉靖以来，讲学之风盛于宇内。如果只是切磋学问探求道术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各地学院之讲坛，几乎变成了攻讦政局抨击朝廷的阵地。

另外，讲学之风在官场也很兴盛，某一些官员对朝廷推行的各种改革心存不满，自己不敢站出来反对，便借助那帮人的势力，来与朝廷对抗。

而前文已经说过，张居正执政的一个重大的用人原则就是：亲循吏，远清流。

那帮山人，大多数都是没考上举人或进士的，妥妥的清流，在张居正眼里只会动嘴皮子（这也是他弃用海瑞的一个重大原因）。

所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毫不为过。

甚至有传言，当时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何心隐便是在张居正的暗中授意下被湖广巡抚杀害的。

（何心隐还是张居正的同学，只不过早年不第，放弃科举。）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加上张居正又有之前改革的经验和成就做基础，于是大刀阔斧地查禁全国私立学院并裁汰一些占着名额不好好读书的廪膳生员。

张居正这一举措，旨在减轻朝廷负担优化读书人的环境，可在天下读书人看来，那就是砸了他们的铁饭碗。

这也是张居正死后被读书人攻讦的一个重要原因。

读书人当真得罪不起啊！

当然，这样说或许也不太准确吧，准确地说应该是读书人性子拧的多，他们不怕死。在许多读书人眼中，尤其是大明朝，头可断，血可流，但原则绝不能丢，所以涌现出了一大批像杨继盛、邹元标、张同敞那样铁骨铮铮的人。

张居正得罪天下读书人，由此引发的悲剧，朱翊镠肯定不想再重演，所以他必须做出改变。

得时学院将是一个契机，但结果如何还得看形势的发展，朱翊镠暂时只是在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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