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让国贼编史，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张总督、洪承畴闲着也是闲着，让他干干力所能及的事，也是个出路。不然他呆在这地方，费粮食不说，还得安排专人保护！”

“干别的都可以，为何非要让他编史？国史历来都是非君子所不能编也！”

张同敞急赤白脸的争辩，让李振新有点上火，这个世界全是让这帮君子给搞坏的。“别山、史书是干什么的？”

“自然是鉴兴亡，知得失的！”

“那么先皇十七年中，得失过往谁最有发言权？自然是那些经过得失的人。不管他们是忠是奸，人家是真正经历过的人，吾让其写国史并不是要肯定他们的为人，而是要从他的立场看国朝那段时间到底是如何崩坏的。”

“国朝崩坏，自有君子来秉笔直书，用不着一奸贼来臧辟得失。”

“这叫什么话？历来所谓君子著的史书，有那一个是有用的？国朝崩坏之事，你我还有所谓君子，都没啥发言权。有句话叫知易行难，我们要拿到掌政者的一手资料，才能确切的从处事者立场看这场国难。”

“国公这么说，吾就明白了！洪贼所著之史并不是正史，而是一家之言，仅供我等参察。”

“可以这么理解，他毕竟是国难的实际参与者之一，他所看所思，是其他人未必能体察到的，这样的人我们可不能浪费。”

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张同敞给说通，读书人确实是难伺候。这一点重庆的朱由榔和吴贞毓等人也颇有感触。

今年重庆开了一届恩科，这应该是两京失陷以后，大明办的第一届科举考试，阵势非常大。

为了收拢天下读书人的心，此次科考只要有秀才功名就能参加，甚至满清的秀才也被官方承认。朝廷是展现了，广纳天下英才的雄心。

一时间从各地赶往重庆的士子，超过三千，比到长安的人只少不多。一些在长安考试落榜或者对工作不满意的人，也涌到了重庆。

但没想到这么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却带来一场危机。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士子们信心满满的走进了考场。到了发皇榜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录取的进士只有三百多，按惯例来说这个人数并不少。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以常理来说。

只有三百人被录取，剩下的三千多人咋办？以前的时候，考不上就考不上，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是惯例，没什么人惹麻烦。如今不同了，长安那边没考上的人，是有安置政策的，怎么着也不会让人白跑一趟。

到了重庆，居然对落榜之人没有任何安置措施，这让一些不富裕的人，没了奔头。下一届科考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部分成了流落在重庆的难民，吃饭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