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塔岭煤矿必须恢复生产，整个西津城的冬季用煤和几个钢铁厂的运作还依赖他。”裴元器淡淡说道。

“大人，我觉得泽连科这个人野心勃勃，他在外籍劳工之间蛊惑人心，未来恐有大变。”有人提醒道。

裴元器微微摇头：“没有帝国的默认和纵容，你认为他能走到这一步吗？”

泽连科意图打造乌克兰民族，而且比其父亲沙赫尼打造哥萨克民族更为棘手，这是帝国早就知道的，无论是西津地方还是帝国中央，可问题是，时移世易，帝国现在对泽连科的计划是支持的。

沙赫尼那个时候，帝国与周边的奥斯曼、波立联邦和俄国都是和平友好的，自然把沙赫尼的行为看做是对帝国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退役，尤其是近几年，这种友好已经渐渐消亡了，帝国与俄国、波立联邦相继进入了政冷经热的状态。

西津是帝国重点支持的地区，发展非常迅速，问题在于，移民数量与发展速度并不匹配，除了加快移民，引入无国之人这种做法，裴元器创造性的采用了产业外移的办法来促进发展。

西津地区重点发展钢铁冶炼和加工、谷物种植等工商业，而配套的产业大多向外迁移，比如西津拥有规模巨大的木材加工业，但却没有像样的伐木产业，所加工的木材都是俄国和波兰送来的，沿着主要河流下来，而钢铁产业也是如此，大部分的铁矿和相当数量的煤矿都是位于波兰和俄罗斯境内，这些被外移的产业都是需要大量劳力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而波兰和俄罗斯有的是人。

而帝国迅速构建出来的港口和交通设施，也让俄罗斯和波立联邦南部的谷物得以从黑海更方便的出口，所以三国之间经济依赖是日渐增强。

但是双方的政治关系却越发的冷淡，两国都对帝国在金融方面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不满，这还是次要的，帝国曾经试图暗杀俄国沙皇，介入其国内政变，俄国对帝国自然产生了疏远和戒备，而与波兰的关系则是另外的原因。

裕王李君威和波兰国王索别斯基因为对付奥斯曼人，成为了莫逆之交，在维也纳战役结束之后，帝国曾经想要借助这次拯救欧洲给索别斯基带来的巨大威望，帮助索别斯基成为真正的国王，建立绝对的君主制度。这也是索别斯基的理想，原本双方不谋而合，但在合作之中错漏百出。

索别斯基曾经为了成为国王，游走于法国、哈布斯堡和俄国之间，导致这些国家在波兰内部都有代言人，对波兰国政有影响力。索别斯基认为，首先要清除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但帝国显然不会同意，因为帝国也想在波兰内部有影响力。

而且帝国希望立刻执行计划，而索别斯基却认为，大同盟的建立可以全面战胜奥斯曼帝国，他想要先外而后内。结果就是，索别斯基发动了两场远征巴尔干的战争，都无果而终，尤其是法国对大同盟宣战后，哈布斯堡主力西移，波兰再无机会，索别斯基用两次失败把他的威望折腾了个光。

回到了波兰的索别斯基沉醉于华丽的宫殿和奢华的生活，再无雄心壮志。帝国开始寻求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利用波兰的选王制度，把一位帝国贵族推向波兰国王的宝座。

波兰国王并非世袭，而是由贵族选举产生的，对参选的人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要求，各国贵族基本都可以参选，主要考量的是参选人的财力，也就是对贵族们的贿赂能力，而帝国皇帝李君华希望从多子的裕王一脉之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孩子，在索别斯基死后参选波兰国王，凭借帝国的实力和财力，这一点应该不难，所以裴元器出面联络索别斯基，希望他可以给支持和配合。

当然，如果索别斯基死的太早，那个孩子没有成年的话，可以让裕王直接参选，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传给自己儿子就行了。甚至说可以让裕王在波兰再娶一个女人，生个孩子继承，反正裕王在这方面很擅长。而一个东欧大国的王位也是对裕王为帝国多年贡献的最好褒奖。

但是帝国终究还是小看了索别斯基，在他的眼里，裕王确实是朋友，帝国也是盟国，但帝国派人参选波兰国王，就是让异教徒当国王，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索别斯基想到的是帝国对于天主教徒的严苛，他认为中国人当了波兰国王，最终肯定是波兰覆灭，人民被驱逐，天主教被清洗，于是他阳奉阴违，联合国内贵族反对这件事。

在索别斯基的推动下，波立联邦瑟姆贵族会议推动了一个法案，规定波兰国王必须是天主教徒，而且得到教皇的承认。

前者还能操作，但是后者，以帝国和天主教会不死不休的关系，这根本不可能。在波兰选王的问题上，帝国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失去了资格，波兰内部还传言帝国有意吞并灭亡波兰，导致双方关系紧张起来。

显然，对波俄两国外交的巨大失误已经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恢复的事了，也因为这件事，这两个国家倒是来往不断，且有共同对付奥斯曼的需求，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只能执行当初裕王提出的那个一劳永逸的计划。即在帝国西津边境，扶持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可以是乌克兰，也可以是白罗斯，而这个时候，泽连科的乌克兰民族计划显然是符合帝国战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