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咽下这口气啊?

所谓的气，无非就是利益受损，利益损失的越多，自然越难咽下这口气，可是想办大事，单靠一家之力是办不成的，还得拉上其它人。

出了门，李鹤孙并没有去找号称颖州第一家的张家，为啥？

因为张家的张鹤鸣是有崇祯皇帝诏令以尚书之礼安葬的忠烈，当年流寇攻城时，张家父子五人，都死于城头，所以才有了“金头御葬，五门出棺”的说法。乾圣朝褒奖忠烈时，对天启、崇祯两朝的忠烈义士同样给予了认可，张家每年可以领百两的忠烈免优。而且张家的子弟通过县试后，却可以免试进入国子监就读，虽然这个恩惠只惠及一代人，但是这样的恩惠仍然让其感恩戴德。

至于李家……他爹虽然死于流贼之手，可却是“阉党”，崇祯自然没有给任何褒奖。所以，李家自然也就不是“忠烈之家”，优免没有，免试入国子监的……更是想都别想。

不过颖州府，不只有一个张家。张家对朝廷感恩戴德，可对朝廷不满的人更多！

李鹤孙直接去了宁家，宁氏先祖宁宽，追随燕王立下了汗马功劳，封为“世袭罔替与国同休”的卫指挥使，永镇颍州卫。“世袭罔替”即子孙接替，级别不降；“与国同休”即与明朝共丰存亡。指挥使职位由长门代代继承。李家顶多是风光了一百多年，可是宁家却从成祖皇帝那会，一直风光到现在……

哦，对了，现在宁家已经风光不再了——乾圣二年，清理卫所军田，宁家被查出吞没军户军田六万七千余亩，宁家长门杀的杀，流得流，六万七千亩宅田，和长门家产全都被查没入官。

为什么后来朝廷对乡绅“下手”时，没有人敢动弹，就是因为乾圣皇爷下起手来，那可是真的心狠手辣啊！

长门是不在了，可宁家在颖州还有旁支，现在的颖州宁家长门，万历年间出了个宁中立，进士出身，官居二品的尚宝承。其子宁予庆现任的户部员外郎；其孙宁诰，现任台北知府，在颖州要论显赫，还是宁家。

“小弟见过宁兄。”

宁李两家是亲戚，这边家仆禀报说李鹤孙求见，那边自然就被迎了进去，现在家这主事的宁予理是宁予庆长兄。

两人一见面，先是客气了一会，话题又被李鹤孙引到了旧事上，提到当年宁家的风光，还有乾圣二年退田时的仓皇。

“与国同休，与国同休……陛下苛待忠良啊！”

宁予理一脸怨对道。

“想我宁家先祖从龙成祖皇帝，南征北战，可谓是劳苦功高，凭着军功才世镇颖州，可陛下不念成祖之诏，夺我宁家指挥使一职，又尽夺宁家家业……”

愈发不满的宁予理又说道：

“查没长门田产也就罢了，可最后还说什么“虽然分家百年，然吞没军田亦需收回”，非得让宁家各门退田，就连我家也退了三百多亩，这不刻意在羞辱我们吗？”

李鹤孙感叹道。

“不是羞辱啊，你没看，这边从你们宁家手里清理出了田产，那边就重置了颖州卫，不抄你们宁家的田，那有田安置乾圣朝的军户？不抄你们宁家的银子，那有银子给军户建房？你没瞧见嘛，那些个军户一个个的，瞧着那可比咱们还风光呢！不当差，不纳粮，就是打了人，衙门里也问不着他们！”

“狗屁！”

宁予理骂道。

“就是一群丘八，他们得瑟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乾圣皇帝崩了，新皇继位，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当年，先祖镇颖州的时候，那会那些个丘八一个个的不也是趾高气扬的！现在……不过只是刚开个头！”

“何必要等着呢？”

李鹤孙掏出一张报纸，然后给宁予理：

“老弟，你瞧这报纸上写的，军户不粮不差不法，专横跋扈如此，早就激起了民怨了，民怨乡怨如此，我等乡绅难道不应该站起来为乡人主持公道？”

所谓“乡绅”，并不是指地主，地主……就是有两个钱的土财主而已，乾圣朝之前，他们都是依附“乡绅”的存在，什么是“乡绅”，说白了就有功名的读书人，乡绅和普通地主、富人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家门上有悬牌——什么“进士及第”啦，什么“钦赐翰林”啦，什么“尚书第”诸如此类悬牌，再加上宅前的牌坊，只有这样的人家才是“乡绅”，没出进士人家，那怕就是再有钱，那也就是“土财主”，是“暴发户”，“绅”，他们不够格。

那些个乡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致仕官员，为官一生的他们，致仕后，却是闲云野鹤的悠游山林，吟诗作词。钓鱼啦、吃酒啦、喝茶啦、听大唱、打闲牌，安享晚年，好不自在。

不过可别以为这群老家伙当真是闲人一个，没什么存在感！

历任知县，若在一个地方做稳了，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民间普通纠纷，往往也是请他们来调解裁判。

知县想要筹集钱粮，办学啦、修路啦，也是请他们来号召募捐。

就是巡按御史奔走地方，听取的民间舆论，也是跟这些老家伙交流。

所谓的“乡愿”其实就是“乡绅之愿”！

这个圈子靠的不是钱财，靠得是名望、是身份。

这个圈子在乾圣朝虽然势微，但仍然存在，毕竟，一般民间的纠纷，乡民更愿意让他们主持公道，而不是官府。尤其是家务事，更是如此。

说白了，在很多时候，地方乡绅扮演着“基层政权”的角色。官府当然也乐意如此，为啥？

基层政权是要花钱的，乾圣朝的官员俸禄仍遵循旧制，由米、银、钞三部分构成，那怕就是从九品末流小吏，一年也需要禄米十二石，银19.25两，钞180贯。至于衙门吏员，最普通的衙役，一年要禄米十二石，银12两，钞12贯。

多吗？

不少。

在崇祯朝之前，除了有品级的官员以及衙门有编制的六房吏典之外，还有里很多衙差、帮闲都是没有薪水的。他们是不拿薪水，可他们为什么愿意白干？这些“白役”，也就是临时工之所以愿意白干，不还是为了对敲诈勒索百姓？

为什么古代地方官员明知道临时工白干的目的，还愿意用他们，说白不还是因为需要人干活。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可能吗？

朝廷不给地方编制，地方官员自然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为此乾圣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吏员编制数量，同时禁止使用“白役”。相应的也就增加了朝廷的财政开支。

而与此同时，面对广大的乡村，即便是乾圣皇爷也是无能为力，为啥？

全国数十万个村镇，每个村派上一个镇长和两三个吏员，镇长怎么着也得从九品的品级吧，至于吏员，不说参照六房吏典的薪水了，那就最不入往的衙差薪水，再加上办公经费，一个镇子一年起步也得五百两。

两万个镇，一年一千万两。

要是三万个镇呢？

一年开支至少几千万两起步。

建立基层行政机构，是需要成本的，它的核心是什么？

是要够本！

一个几千人的镇子，一年收田赋才多少？可能只有三四百两，但是行政支出却要五六百两，这个成本谁负担？

除非乾圣皇爷准许基层政权在田赋之外收取“乡镇提留”，让基层官吏“自收自支”，否则，所谓基层政权根本无法维持。让那些官吏“自收自支”，能不能取代乡绅，不清楚，但官吏们必定会刮地三尺的，尤其是末流小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