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以李贞元为例。

他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也不是应当被下狱问罪的贪官污吏。

他仅是出于人性本能，害怕承担过失的责任，外加一点权力欲，就能在杨钊改变县内现状的途中处处为难，直至要用毁堤淹田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除掉杨钊。

继续推演下去，扶风县贫弱，来县内任职的也基本是进仕无望的贫寒子弟，他们的本性大多不坏，也具备基本的能力，对民众也还算了解和亲近，便已是这幅模样了。

杨钊有理由相信，在这个以门第出身为主要依据的时代里，其他县衙的官吏队伍只会更糟糕。

因为在那里，充斥着大量不学无术、品性顽劣且仗着家世胡作非为的，仅仅依靠门第荫庇而入仕的官宦子弟……

以上种种，最后都转化为沉重的灾难落到普通民众身上，让百姓们不堪重负。

特别是当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整个社会便会陷入动荡。

回想起刚来到这个时代的疑问，为什么大唐正值盛世，安禄山一个边镇节度使发动一次并不算高明的兵变，便能瞬间将这个帝国拖入深渊？

至此，杨钊总算得到了答案。

因为这个帝国从根子上已经病了。

这个根子上的病，并不单单是君王昏庸，或奸臣当道，或枝强干弱，或胡将不臣等某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帝国的运行机制已腐朽不堪，急需变革。

如果不做出改变，任由这种情形继续恶化下去，即便安禄山不反，再冒出来个什么赵禄山、孙禄山，照样能将盛世大唐梦击得粉碎。

杨钊来扶风前，还有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民众身上的赋税会如此繁重？

他也通过近三个月的观察得到了一些答案。

乡绅、寺院、氏族等势力恶意兼并土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朝廷的赋税基本都是农业税，要依据土地而生成，百姓得不到足额的土地，赋税自然便会变得沉重……

可这又不是全部的原因。

因为随着社会稳定，人口总是在增长的，而新开垦的土地的增速是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再加之土地也属于一种自然资源，肥力是随着人们的开垦次数在逐步下降的。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推演，人均可使用的有效土地是一定会下降的。

这种变化趋势，要求朝廷应逐年调低赋税，至少应当调低从每户百姓手中收取的农业税额。

可从扶风县的上输赋税中可以看出，朝廷不但没有顺应趋势降低赋税，反倒不断地增加各种苛捐杂税。

这里又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朝廷还要不断增加赋税？

这个问题，只是扶风县尉的杨钊解答不了。

再次，杨钊当初决定来扶风，除了了解国情，也是把此次任职当做一次实验。

现在回首看去，他来扶风也快三个月了，尽忙着从各处收取土地，以期增加县内财税收入，从而减轻百姓身上的赋税负担……

说到底，做的都只是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

换一个清廉点、正直点的官员来，也能做出他这些政绩，丝毫没体现出穿越者的优势。

也只有天度乡的那一百顷土地，才有点实验的意味，可那个实验才刚刚开始，还看不出最后的成效来。

三个月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了。

可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便能做到更好么？

便比如眼下，他再待下去，只会引来一场衙门内斗，不但他个人有可能被问罪，连同整个扶风县也会有陷入震荡中。

他想尽办法为账簿上添的那点课户和土地，极可能随着这场震荡再度失去，并让县情更加恶化……

想到这里，是去还是留，杨钊悄然做了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