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便是行政系统紊乱，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原有的州、县两级地方制度根本无法统筹这个庞大的帝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太宗就曾划天下为十道，在州、县的基础上再设置“道”这个单位，作为一个更大的行政和监察区域，而唐玄宗则更进一步划天下十道为十五道，并向每个道派去了大量使职官员，诸如节度使、采访使、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转运使，等等。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道都有这么使职官员。比如节度使和观察使往往集于一人之身，不然没法主持地方上的工作，行政效率又会降低下去。

在当时的剑南道，便只有一位朝廷正使，就是防御使张宥。

而张宥便是那个将杨钊逐出军营的人。

话说三年前，原主一气之下投了军后，并没有自暴自弃，他先是想办法脱离作战部队。拼了性命去捞一份军功，原主自认为没有这方面的本领。况且他精于计算，也深知这样做风险太大，且收益不成正比。

原主选择在后方谋了份屯田官的差事。

他把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掏出来，想尽办法为长官增产增收。这才是谋官之道。

比如，当地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地都是朝廷的地，但耕种的人不同，前者是军士和流放的犯人，后者是征发的民丁，前者产出的全部归军营自有，后者产出的要按比例上税。原主便会想办法把民屯都变为军屯，中间就省下来了大量财富，全部拿去孝敬长官。他甚至还会利用职务之便，将屯田划归到长官私人名下的田产……

照理说原主精明能干，把长官们孝敬得如此舒坦，这下该升官了吧。

可坏就坏在他把长官们巴结得太好了。上至屯监、下到屯正都替他说话，众人一口，反倒引起了张宥的注意，张宥派人私下里去打听，最后得知原主平日里尽干些吃喝嫖赌的事，一心损公肥私、巴结长官。

张宥虽任着武将职务，其实是个附庸风雅的文人，哪里容得手底下有原主这号不检点的人？一气之下，将当地屯监和屯正全部免了职，又把原主抓来打了一顿鞭子，然后逐出军营了事。

剑南道防御使那得是多大的官啊，封疆大吏，原主就算把脖子望断了也瞧不见人家高高在上的位置。所以他这次连埋怨的资格都没了，也知道张宥厌恶他，便等于断了他在整个剑南道的仕途。所以原主才会如此忧愤，如此绝望，加之四月的暑气逼人，才会在返乡的路上一病不起，杨钊也是在那时穿越而来，侵占了这具身体……

说回鲜于仲通来。

鲜于仲通时任剑南道采访支使。支使是使职官员职下最重要的属官之一，位次仅在副使、行军司马和判官之下。

具体到当时的剑南道，防御使是张宥，防御副使是章仇兼琼，行军司马空缺，节度判官叫许远，这个许远，极有可能就是在安史之乱中和张巡一同死守睢阳的那个许远，再下来便是支使鲜于仲通了。

能结交到整个剑南道的四号人物，可知原主杨国忠付出了多少钱财和心血，又是何等的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