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震慑，平辽之后给皇帝带来的底气。而武器装备的犀利，战力的提升，明军已经今非昔比。

尽管还不是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的时候，但削弱土司的策略已经开始实施。

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削弱国内土司实力，却增强其在境外的存在。

比如平叛之后，精兵强将入滇，整顿云南官场的同时，也做好向缅甸东吁王朝开战的准备。

而明军并不是战争中的唯一力量，联合各家土司之兵，争夺境外的土地和资源，才是一石二鸟的好计策。

这与在湄公省设立土司是差不多的手段，让国内土司分枝开叶，无形中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力分而散，力聚则强，这个道理，皇帝明白，别人未必清楚。就是想得清楚，又有几个能抵御住诱惑，只守在固定的一亩三分地上呢？

将可能叛乱的力量向外引，使其分散，一旦进行强力的改土归流，阻力便大大减小，更可以个个击破，分而制之。

皇帝收起了有关云南方面的情报，按捺下心中急切，思索了半晌，命宫人宣王三善明日入宫觐见。

沐家坐镇昆明，云南巡抚则在楚雄，不在一座城内，冲突也就少。

皇帝虽然要等平定奢安之乱后再向云南派出大军，将云南的军政大权收归朝廷，结束沐家世镇云南的历史。

但现在的云南巡抚却不令人满意，而王三善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只是年龄偏大。

在皇帝心里，最佳的人选是正指挥平叛的傅宗龙。可平叛已经接近尾声，他不想功亏一篑，只好退而求其次。

皇帝又写密旨，派人送走，命傅宗龙挑选五千精兵强将，护送王三善入滇。这五千精锐，既是护送，又是重整滇省军队的教导队。

西南土司众多，而云南的土司既多，势力也大，情况也更特殊。

“凡百夷聚居区，都设土司”，直到正统年间，朝廷对云南西南边境重新调整改置“三宣六慰”。

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的中部，皆“滇中可以调遣者”。

嘉靖十年以后，莽瑞体建立东吁王朝。随着明朝国力式衰，东吁王朝日渐强大，明属三宣六慰土司纷纷归附东吁王朝。

皇帝忙完了公务，沉思半晌，从御书案的抽屉内取出了金字红牌，端详着、抚摸着，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金字红牌是由明朝中前期，在云南外边政区实行信符与金字红牌的制度，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但是，明末逐渐放松了这一制度的执行，乃至基本放弃信符与金字红牌制度在西南边疆的贯彻。

万历元年，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其后再也没有颁赐金字红牌和信符的记载，这等于明朝统治者放弃这一边疆管理制度。

而缅甸则步步进逼，甚至学习明朝的金字红牌制度，派出使者，伸出援手，为弱小的外边政区土司排忧解难，导致弱小的外边政区在得不到明朝支持的情况下，纷纷倒向缅甸。

金字红牌！皇帝的目中闪现寒意，已经决心重拾此制度，重现大明国势强盛时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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